中华狂澜 第二百二十二章 离心

作者 : 萧声煮酒

与税务事务争纷的同时,在军事上,清廷于1905年9月底由军谘处出面通告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统一整合全**事力量。海军处也电令驻军舰没有海军处命令,不得擅离驻地。

这些谋夺刘飞扬系军权的政策,遭到以直隶总督刘洪恩、东北三省总督林镇伟为首的新军将领的强烈抵制与反对。

直隶总督刘洪恩这样表达他的反对意见:“军政权限分析宜加慎重,······军事一项,宜勿夺督抚其统属之权,以资调遣。东北总督林镇伟以“督抚若失军事实权,即将无从负疆圻任,军事统率只应由主将负责,已应对突发之变。”为由反对中央决策。

此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一直升级。两江总督陈其昌首先致电军谘府,声称:如果实行军谘使监视各省军务而不受督抚节制,那就请朝廷将督抚一律裁撤,否则不予承认。

除了刘飞扬系的官员,两广、陕甘总督及山东、陕西、四川、贵州等省巡抚,“因同病之故,乃相怜相亲”,以“一人之力不足与中央抗,思互相联合,以为与中央争持之基础”,联合电驳,抵制了朝庭的军事统筹计划。

客观地说,朝庭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要削弱督抚财兵两权,收归中央,不能无端的说它说是反动之举,作为后起国家的中央政府,要实现经济崛起、发展宪政,没有中央集权、没有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从经济角度看,适当加强中央集权,改变画地为牢的地方封建主义,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的闭锁格局,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朝庭四分五裂的局面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对外既不能有效抵御外国侵略者,对内又不能维护帝国稳定。加强中央集权是振兴国力、转弱为强的重要步骤,政启由此着手,本不为错,集权行为是和立宪结合在一起的,本来顺理成章。但政启初上台,不顾立足未稳,清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即急急忙忙的想加强中央集权,削减地方势力反而是不可行的。

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过多地削弱督抚的权力,过急地追求高度的中央集权,不仅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为改革制造了更多的阻力,挫伤了地方督抚的积极性、增加其离心力,而且还可能造成了省一级行政的真空地带,使较小的暴力冲突演变成革命成为可能。

这个时候清庭其实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实现君主立宪制,就必须加强中央权威,削弱地方督抚权力,但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怒地方官员,在空前的政治危机下,一旦造成地方督抚行政管控能力下降,就会导致防卫空虚,使“**”力量哄然而起。

其实除了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地方督抚们,许多开明人士都看到了朝庭措施的失误,也有人对此可能造成的危害性和难以操作性进行了提前的警告。当时的立宪舆论也并非对中央所采取的举措一概不解,《京报》评论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度支部尚书载泽)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

清王朝发迹崛起于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经过二百多年当它走到历史尽头的那一刻,大清皇帝不但未能力挽狂澜,反而让帝国在他手中更快的消亡。

政启也许从来没有从手里的最高权柄中享受到权力的乐趣,两年的权力巅峰生活在他看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被迫退出权力舞台之后他如释重负,说了这样一句饶有意味的话:“这回总算可以回去抱孩子了。”

正因为历经两个半世纪的王朝在他执政时期消亡,所以后世的评论对这位政启皇帝是相当苛刻的。很多人认为政启连其祖宗的成功经验也没有吸取,未像康熙杀鳌拜那样干得果断利落。殊不知政启已经不是传统的**皇族,而是一位多多少少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开明**者。虽然为了完成中央集权,或者出于私心,他是多么想除掉刘飞扬这样一个尾大不掉的权臣,虽然张之洞、奕劻等大臣“不可杀”的谏言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但京师周边省份驻扎的都是刘飞扬的军队,而且在京师之内,刘飞扬的军队也不比皇帝控制的军队弱。

并且政启从当政的第一天起就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宽容大度、开明革新且手段强悍的改革者形象,这不单是政治性的作秀,也是政启本人的内心诉求。后来流亡国外的溥仪曾惋惜地说:政启执政两年其中没有杀掉刘飞扬是“最根本的失败”。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政治上比及他的父亲更显幼稚,这是由于他在新政的年代里尚为出生,不能体会到当时疾风骤雨的政治环境下更需必要的政治艺术。

政启心有余,力不足,智不逮也。

传统中国的**文化一向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伦理,然而,正当清王朝最需要权威的阶段,却没有了真正的权威。

清末新政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直到帝国消亡之时仍旧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正是这层矛盾的严重性,才导致了帝国的迅速崩溃。

而清末督抚除了已结成一体的刘飞扬系的官员,其它的地方督抚生存在夹缝中,他们的权力不仅受到“中央集权”的剥夺、削弱,同时还受到省咨议局及在“地方自治”中膨胀起来的地方绅权的掣肘和控制,他们往往受到上下夹击、月复背钳制,不要说此时多数督抚已与清廷离心离德,即便依旧忠心耿耿,手中财权、兵权两空,要“维护地方治安”、捍卫清庭的统治地位也早无能为力了。

正因为如此,刘飞扬一呼声“反”后,众督抚或者协同刘飞扬共逼权贵让出政权,或者弃地而逃,或者转向革命方面,没有出现真正为帝国政府尽忠到底的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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