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章“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
1910年3月27日，三国商定，由英国政府出面警告中国“充分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危险性”，同时，三国政府又在日本东京采取联合外交行动，促使日本政府向中国作出让步。为此，一方面英法俄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4月2日，三国驻日本公使正式要求日本政府与中国达成“全面的持久的和平解释方法”。
在“和平解决方法”原则的方针之下，在英国首相菲利浦斯、法国总统鲁伯、俄国副奥查金首相以及中国外务部长杨尚鑫的手中，从3月到6月，围绕着中俄和平条约和中日的问题，局势几起几落。
春天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而英法俄三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压力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要日本政府给予中国以范围极广的让步。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东京宣布逮捕了二百三十名朝鲜自由党政治犯，同时，在日本禁止朝鲜自由党活动，禁止朝鲜人进入日本，禁止有朝鲜标志的东西在日本发行。但是，在刘飞扬的授意下，中国政府以日本拒绝把朝鲜自由党的政治犯交给中国为由，于4月19日突然中断了同日本政府的谈判。同一天，中国报纸报道了军队调动的消息，中国四个甲师已在立汉省集结，并且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进行袭击日本前的准备。
中国不顾英法俄三国三番五次地劝告，要用武力和战争解决中日问题，不惜破坏远东的稳定，这引起了英法的极度不安。英法决定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迫使中国在英法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行事。也就是说要通过妥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中日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团出现了1909年10月以后最繁忙的外交活动，这是英、法、俄和日团结一致对抗中国的最后一次表现。
面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日本政府于5月10日发布“部份动员令”，征召后备役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入伍。
5月11日，俄国外务大臣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华军入侵日本，俄国将履行《俄日军事条约》的义务。
同一天，英法两国驻中国大使也对中国总理陈其昌表明，如果俄国履行《俄日军事条约》的义务，英法两国政府不能保证在协约的压力下不会介入。法国驻华大使法克斯说得更加干脆：“中日战争就意味着中俄战争，因而也许或迟或早成为中国与协约国的战争。”
中日的对峙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形成了所谓的“五月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英、法、俄、日虽然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是在抵制中国采用武力威胁一个日本、破坏整个远东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共和政府一致认为有必要实行政治退却。他们对刘飞扬说，中**事机器能够在没有列强干涉的情况下进攻日本，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并且可能是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多方的压力下，刘飞扬只得郁闷地发布了命令。
5月21日，刘飞扬指示在欧洲的外务部长杨尚鑫告诉英法俄三国政府，中国对日本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华军在朝鲜和山东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23日，陈其昌奉刘飞扬之命恢复了同日本政府的谈判。5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但是在中国，刘飞扬一怒之下隐居了起来。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刘飞扬的报复心理使他把丢人的起因和责任紧扣在明治天皇和日本人身上。
因为如果日本政府不进行动员，俄国就不会支持他们，英法两国也就不会发出那个模棱两可的警告。他感到不快，必须让明治天皇和日本人为此而受到惩罚，感受他的报复的全部分量。
5月危机中日本政府的立场和英、法、俄不同程度的对中国强硬态度以及危机最终得到缓解的结果都表明，中国在面对列强的联合中，还是实力不足和缺少盟友。中国还必需增强实力和寻求一些强大和可靠的盟友。当然，刘飞扬意图也迅速的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所得知，两个军事集团也更加积极拉拢中国。
英、法、俄在5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为了日本会与中国开战的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远东的“和平”。因此，到6月2日，菲利浦斯派驻日公使伦西曼以“非官方身份”在日本“调查”，并让其与驻华大使弗朗西充当中国与日本政府的“调解人”。
伦西曼和弗朗西奔走于东京的政府和军部之间，不断胁迫日本政府，不要再为了朝鲜的事与中国对抗。
在压力下，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明治天皇和日本政府准备作出让步。
于是，6月8日，中国驻日公使梁丰义被召到日本皇宫，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温和而镇静的接待。
明治天皇不说任何开场白就把一张白纸推到梁丰义面前，说：“请把你们中国对在日朝鲜人的全部要求写下来。联预先答应你们，联会立即满足这些要求。”
梁丰义好像挨了雷击，难以置信地盯着明治，之后则生气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来吧，真的。写啊”明治说。
梁丰义依旧不愿意动手写，这同刘飞扬对他的指示截然不同，他原来准备遇到的是不妥协。
“好吧，如果你不愿意写，联来写。”明治说，“要写什么，你告诉联。”
明治把那张白纸拉到自己面前，研开磨提着毛笔，坐着等他。
这样，在梁丰义的口授下，日本明治天皇写下了后来成为“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的东西。然后，明治盖上了大印，把它交给了梁丰义。
除了拒不接受日本应该废除与俄国的军事联盟这一要求外，“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几乎都同意了中国对在日朝鲜自由党的处理要求，包括把朝鲜**的政治犯解送中，在日本朝鲜人应该集中居住，朝鲜人在日本没有游行、集会、抗议、结社的自由等。
明治天皇把“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交给梁丰义的时候，在一份随文附送的照会中说得非常清楚，这些最后的让步是他以及日本政府在英、法、俄外交代表的直接压力下作出的。
当日本政府对他们高到极点的要求做出了无条件的让步，使北京的共和政府感到难以置信。
“天哪他们把什么都给了我们了”6月10日，当“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在军部的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时候，驻朝鲜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吴宽达有些茫然的说。
立即，详情被用电话报告给了在上海的刘飞扬。刘飞扬也发现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合他的胃口，于是不等文本送到，他就于第二天清晨返回北京。并且，他发现在政府和军部的情况一样，也对日本的妥协普遍感到不可思议。
第二百六十章“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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