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用仁治国
第四章·
用《忠义水浒传》当广告
却说李春芳向吴承恩和沈坤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那帮孩子的往事，最后说：“在我的心里，那帮孩子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英雄。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但他们谁也没有犹豫，更没有后退。最让人可歌可泣的是面对‘后党’分子对他们的凌辱和拷打，他们没有说出实情，没有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而是像钢浇铁铸一般，从容地走向了死亡。他们不是人，而是天神。今天烟雨楼之行，我忽然知道了他们的另一面：他们其实也是人，他们有自己有感情，他们思念自己的家乡，思念自己的亲人。他们一定彷徨过，一定动摇过。他们在这里频频聚会，肯定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寄托，然后用家乡的荣誉，家乡的骄傲和亲人对自己的希望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才又揩干眼泪，怀着必死的决心重新再去面对残酷的现实。烟雨楼呀，我李春芳来得太晚了！”
李春芳说完，三人默默地向前走着，谁也没有吱声。他们完全能够想象，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那帮孩子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嘉靖皇帝系在了一起，跟国家系在了一起。不仅仅是站在金銮殿上的孩子会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安插在军队里的孩子们，只要一个环节出了差错，他们都难逃灭顶之灾。他们把烟雨楼完全幻想成自己的家乡，频频来聚会，频频来告别，当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壮情景啦！
三人默默走了一程，吴承恩忽然神经质的大声嚷了起来：“嗨，我明白了。”
沈坤笑道：“汝忠兄，你明白什么了？一惊一乍的，吓了我一跳。”
吴承恩道：“我住的官驿里，有一个叫尤广义的贡生，是承天府人。他来京城候选，前后不足一个月就得了实缺，因而大家背后议论，说什么的都有。他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竟像蒙受了奇耻大辱一样，站到庭院里大声叫骂。当时大家都不理解，觉得他像个小女人。现在我明白了，他应该确实是受了冤枉。”
沈坤道：“说说你的理由。”
吴承恩道：“大家都说他有个表兄在军队里当官，是个千户。千户的官并不大，不管是走关系还是使银子，事情都不会办得这么顺利。现在听了子实兄的介绍，我明白了，这个千户必是当年那帮孩子中的一个。”
听了吴承恩的话，李春芳立即接腔：“有道理。吏部的那些官们，个个欺软怕硬。他们肯定是从尤广义的履历中弄清了某种关系，不敢使绊子，这才让他顺利的得到了实缺。”
吴承恩道：“我一共只见过尤广义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迂腐，圆滑处世的能力严重不足。现在看来，也许是《阳春白雪》培养了他的人格，兰台雄风铸就了他的正气，他才显得不圆滑有些迂腐。”
李春芳是嘉靖皇帝身边的人，他对嘉靖皇帝的所思所想要比一般人了解。嘉靖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能有个正确的定位。吴承恩话音刚落，他便道：“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汝忠兄刚才一番话，让我对皇上又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沈坤道：“愿闻其详。”
李春芳道：“我烂熟战国策，通晓列国志。深知秦国实行的是苛政，对敌对的家族和民族，一律斩草除根，不让其死灰复燃。楚国实行的是仁政，对敌对的家族和民族采取教化手段，达到大家和平共处的目的。只因我此前没了解透承天府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对皇上的认识还停留在模糊阶段。现在我彻底明白了，皇上是受了家乡文化的熏陶，继承了以仁治天下的政治思想，”
吴承恩知道李春芳是嘉靖皇帝的吹鼓手，他的话不能全信，便笑道：“子实兄，你能否举几个实例来证明你的说法？”
李春芳道：“生活中的小事，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说几件人人知道的大事，你就明白了。”
于是，李春芳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嘉靖皇帝的半生：
嘉靖元年（1522），年仅十五岁浅水难兴的嘉靖皇帝做了三件事：1、组织朝中的顶尖文人，修改、官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借刘备来向天下人暗示自己才是大明的皇室之胄，并着重刻画了一个“仁”的刘备，这实际上是嘉靖皇帝表明了他要以仁治天下的政治抱负。2、当时人们穿的多是麻衣，麻衣既不柔和，也不保暖。嘉靖皇帝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强行推广，不懂得种植、纺织技术的，官府出资派人出去学，请人进来教，定人定量种满种足，只几年工夫，全国人民都穿上了棉衣，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保暖问题。3、下旨收缴皇、王、贵族各种庄园，还耕于民，解决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的问题。
嘉靖七年（1528），嘉靖皇帝刚刚从张太后手里夺取了属于自己的皇权。由于国家一片混乱，土匪山大王多如牛毛。朝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消灭这些土匪山大王，保境安居。但嘉靖皇帝没有接受大臣们武力征剿的意见，而是再次组织朝中顶尖文人，对民间话本小说《水浒传》进行修改。着重宣扬宋江一心要为朝廷出力，坚决接受朝廷招安的忠君思想，更名为《忠义水浒传》，官刻面世。《水浒传》在当时是“诲盗诲婬”的禁书，现在由朝廷官刻发行，意义很明显：那是嘉靖皇帝对大家的理解、同情和宽恕。既然皇帝这么能够理解走投无路的人们，公开发了这样的小“广告”，那么大家就不怕官府还对自己进行迫害了。于是大家纷纷下山安居乐业，国家形势顿时安稳。其用“仁”得到的社会回报，虽用兵百万也达不到这般效果。
嘉靖十年（1531），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此前，国家一直实行的是两税制，即人头税和土地税。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还活着，就得交人头税。一条鞭法将人头税全部加到土地里面去，无地无产的穷苦百姓税赋瑶役什么都不管。这是中国历史上税收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根本上减轻了穷苦老百姓的负担。
嘉靖十一年（1532），更正孔子礼。由于一条鞭法严重触犯了皇亲国戚、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受到了顽固派们的坚决抵制。但嘉靖皇帝没有利用皇权乱砍乱杀，而是采用了教化手段。他搬出孔老二，正其“至圣先师”之礼。警告那些挡车的螳螂们，不要不顾别人的死活，如果不“修身齐家”，必将“天诛地灭”。并下旨各州（府）、县开办学堂，办书院，教化人们懂礼仪，知廉耻，不要鱼肉乡里，给子孙造孽。
李春芳介绍到这里，道：“皇上对劳苦大众可算是鞠躬尽瘁了。然而，客观世界都有其正反两个方面。皇上为穷苦老百姓着想了，却严重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恶毒咒骂。所以，怎样认识皇上，就看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站在什么角度上看问题了。”
吴承恩小心翼翼地问：“子实兄，你是皇上身边的人，有些事我不知当问不当问？”
李春芳道：“你我兄弟之间，这儿说这儿了，不可外传。你随便问吧。”
吴承恩道：“民间传言皇上好道，不理朝政。果有此事否？”
李春芳道：“这是一些无耻之徒的恶意诋毁。”
吴承恩道：“此话怎讲？”
李春芳道：“其一，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能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就行了。君无戏言。臣子们办错了事，可以纠正。皇上办错了事，就不好纠正。帅驭将，将驭兵。近年来，皇上很少上朝这是事实，但他在内宫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把事情交给臣子们去处理，并不是说他事事不过问，而是他在给每一件事情都留下回旋的余地，以备纠错。其良苦用心，世人是难以知道的。其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治理一个泱泱大国，烦心的事情太多了。百姓之怒，不过是相互打场架。天子之怒，就会血流成河。皇上修道，就是为了从容淡定，静心以制怒。其三、不好道就是好君王吗？远处说，纣王不好道，其残暴的个性且不论，单说他喜欢游山玩水，随便一动，国家成斗的银子就往外扔。近处说，正德皇帝不好道，好武事和建豹房，把国家闹得乌烟瘴气，险些使大明王朝崩溃，这又怎么解释？皇上体恤百姓，励精图治，不但以身作则，在全国削减冗员，减少支出，还亲率皇后等一干宫中人员，在西苑种桑养蚕，坚持农桑十年如一日，此事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呀！为了处理国事能够从容淡定，不意气用事，闲时他修道养性，扩大自己的胸怀，这难道应该受到指责吗？”
李春芳的一席话，让吴承恩心悦诚服，道：“不是子实兄教诲，我对皇上好道也险些有些误会。皇上贤能，果然堪称万世明主。”
李春芳正欲说话，沈坤却抢在他的前面，风趣地对吴承恩说：“皇上修道之事，你我不可妄论。但你我皆读书为文之人，皇上组织朝中顶尖文人修改、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就是文学界的一件盛事。你不是喜欢神魔小说嘛，若能将此事写成传奇故事，定能大兴于世，万古流芳。”李春芳道：“是啊，承天府文化底蕴深厚，才子豪杰辈出。写皇上必写承天府，什么时候得闲，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明太祖朱元璋传给子孙们的治国秘诀就是文人们不能为我所用，就坚决杀掉。所以，明朝的**就特别耸人听闻。到了嘉靖皇帝这里，他不接受这种观点，只要文人们不公然反对朝廷，不反对民族大团结，他就还文人们以相对的言论自由。由于印刷术落后和毛笔写字不利于长篇大论，所以，中国在元末明初才开始出现话本小说。这种话本小说篇幅短，文采差，只有主要情节，完全靠说书艺人在临场中自行发挥。
嘉靖皇帝组织朝中顶尖文人修改、官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开了中国长篇文本小说的先河。由于它“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又由朝廷刊刻面向全国大力推行。所以，社会影响巨大。嘉靖七年，嘉靖皇帝再一次组织朝中顶尖文人修改、官刻《忠义水浒传》，又一次在全国掀起了波澜。更重要的是嘉靖皇帝推行一条鞭法，使中国萌芽了资本主义，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文学界也不例外。一时间什么杂剧、传奇、志异、医药、文选等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仅嘉靖年间出版的图书，就超过了此前一百多年出版物的总和。除了活字印刷，嘉靖年间还出现了石印、水印、彩色印，让死气沉沉的图书、布匹变得鲜活引人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后来的《三国演义》，《忠义水浒传》就是后来的《水浒传》。当时修改、官刻它们的时候有朝廷“白皮书”的性质，因此它没有作者署名，仅有“郭勋刻”的字样。同时，也不好确定它的作者。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来说，一、它从宗旨、篇幅、文采等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三国志演义》，还署它的作者是“中原罗贯中”显然有些不妥；二、虽然是嘉靖皇帝组织修改的，署名嘉靖皇帝也不妥，这不仅仅因为嘉靖皇帝是帝王，更因为他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作用。后人因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作者署名，便胡思乱想，臆断其有无。有的说它的作者是张三，有的说是李四，还有的说是王五刘麻子，并列举了N条理由X条证据。最后争来争去还是署名了“罗贯中”。署名“罗贯中”也对也不对。对的理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三国志演义》的基础上修改的，不对的是《三国志演义》又是在《三国志》基础上修改的，罗贯中也不能算最原始的作者。
按后人的话说，《三国演义》是由一个创作班子完成的，总编是嘉靖皇帝，编委会成员有郭勋、杨慎等人。《水浒传》亦是如此，总编是嘉靖皇帝，编委会成员有郭勋、费宏、杨一清等人。这些都是题外之话，表过不提。
淮安远离京城，吴承恩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朝廷高层发生的事情，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就是京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冲击波也到不了淮安。所以，李春芳讲述的帝后皇权之争以及承天府那帮孩子的故事，让他闻所未闻，也让他热血沸腾，恍如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世界。一座山一条溪的故事显不出大手笔，一个侠士一个美女描不出恢宏的画面。一个帝王，一群将相，一个王国的兴衰存亡，那才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天地。
滞留京城的吴承恩思想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心情特别烦闷，在沈坤的提示下，他真产生了要写一写嘉靖皇帝，写一写承天府那帮孩子的想法。他要写一部传世佳作，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说书卖艺在当时已成了一个热门行业，茶馆、闹市、车站、码头，到处都回荡着说书艺人抑扬顿挫的声音。李春芳是嘉靖皇帝身边的人，比较了解嘉靖皇帝和那帮孩子，从李春芳嘴里，吴承思当然也知道了个大概。最让吴承恩感到惊讶的是那些说书艺人嘴里的故事，或多或少都有嘉靖皇帝和那帮孩子的影子。于是，到处听书便成了吴承恩一天到晚要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