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传来一个几乎令人疯狂的消息：日本投降了！
百姓们哭着喊着跳着涌向街头，燃放的鞭炮哗啦啦地连成一片，听说三百台附近村的女人在满街揪打两个日本兵，人们便就黑压压地叫喊着奔了去，炮楼子冒着滚滚浓烟象刚出了大殡，人们闹嚷嚷地回来后，又聚到了石碾街上，抬来祠堂里的大红鼓一直敲到天明。
石碾街上，王炳中悲恸欲绝地哭一会儿歇一会儿，再拼尽全力敲一会儿鼓，他没有想到，他的那一张墨梅老鹰美人图，竟成了埋藏日本人的最后一张上路符，他深深地痛恨自己，当时竟没有再杀几个日本人的勇气，日本兵在中国犯下的滔天之罪，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一年多的时间里，王炳中不仅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而且陷入到深深的迷惑和困顿之中。他犹如大海之中的一芥草蒂，除了随那洪波的涌起和跌落之外，剩下的就是满目的苍茫了。
扛着红旗的**人来了之后，和灾荒年那时一样开大会搞动员。王炳中想都没想到，刘狗剩的父亲刘大全竟成了农协会的会长，还领了一大帮子人减租减息闹革命。他尤其看不惯魏老大欢天喜地兴高采烈的嘴脸，他娶了三房如花似玉的女人，都没有那种激情澎湃的感受，而更为扎眼的是，三碾杠都难打出一个屁来的林满仓，竟也偷偷地去听会，回来后还做贼一般地在暗地里和月琴悄悄嘀咕。减租减息又去掉了他四分之一的租和利，他跟刘大全订正了好几回：日本人在的时候，他其实早就减了租的。刘大全如今屎壳郎变知了——一步登天了，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总是左推右推，说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要协会委员全体表决才能算数，他一个人作不了主。
协会开会那天，王炳中有一种被当猴耍了一样的感觉。满屋子黑压压一片人，有蹲着的坐着的，也有圪蹴着的靠着的，一个个兴奋活跃而表情怪异。他特意换了一身印了寿字图的咖啡色长袍，戴了一顶白呢子礼帽，拿拿捏捏的一幅气宇轩昂、大度非凡的达贵形象。
他站在人群中间，颇有些动感情：“乡亲们，日本人在那会儿，俺大太太就按减二分半的租放了地的，俺王炳中不是一个抠抠缩缩的人，这地租是早减了的……”四周闹嚷嚷的就有些乱。“大灾荒俺也是捐了粮放了粥的……”台下有人大声地打着呵欠，吵吵嚷嚷地将王炳中的声音淹没。他准备好的声情并茂的讲演，最后连自己也没有了再说下去的心情。
刘大全抹了一把鼻子走上台后，下面立即静悄悄地鸦雀无声。王炳中真真正正地感觉到，在那个狂乱的氛围里，他至多是一个凑戏份子翻跟斗的花脸，除了博得一片哄笑之外，别无其他用途。
过了一些日子，忽然又来了几个扛着青天白日旗的人，把刘大全打了个皮开肉绽躺在炕上不能动弹。这些人连民国的法币都不要，专要金条银洋。王炳中忽然有了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他把林先生和满仓叫了来，不无恓惶地感慨，世上这两种人惹不起：一种是笑嘻嘻叫你自愿把东西送出去的人，一种就是要东西要命叫你挑的人。
正如王炳中所料，晴天白日好似秋来的蚊子，“八月十五肿了嘴，九月十五就挺了腿”，在肿嘴到挺腿之间，最是饥饿难耐且剧毒百倍的，——临死总是要捣弄个肠满肚圆，要不死都闭不上眼。
县党部的几个官员拿了王炳中的真金白银之后，就再不提反，共产和保家卫民的事，不知谁家放了两挂迎接解放军大部队到来的鞭炮，有或没有地扯开嗓子吼叫了几声后，那几个人如秋来的寒蝉一般就消声匿迹了。大坡地的人才知道，**的农民协会不是重新站起来，而是压根就一直没有倒下去！
王炳中参加了一次农民协会后，一种不祥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心头。那一张张活力四射的面孔，似乎都暗藏着一股不可抵挡的千钩之势。刘大全似乎有着一副打不断的骨头，自能拄起拐杖爬起炕的时候起，就又开始满街转悠起来，北圪台儿上仍是一副皮包骨的人群，仿佛一夜之间都翻了身，扬眉吐气的感觉，犹如头顶的阳光一般灿烂，革命的样子究竟是红是白、是圆是方，连林先生这样有文化的人也不甚了然，但却成了一个个庄稼主儿眉飞色舞地每谈必及的荣光话题。最糟糕的是，王炳中的二太太雷月琴，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荣光焕发和神采奕奕，大步跑小步颠，摁都摁不住地汇入到那个扛红旗的热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