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还是要打针，江上平依然用老办法，当然孩子还是舍不得他那宽阔的胸怀，在幼儿园留下痛哭的泪水。
扁桃体发炎引起高烧，打针是为了消炎，消过炎再哭，哭只会增加炎症，也就是说还会发烧，真是一个可恶的恶性循环。
徐丹去接孩子的时候，偌大个幼儿园空荡荡的，人家也开始做晚饭了，最低得把炕烧得热乎的啊，只有孩子自己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发愣，身边的桌子上放着自己的书包，作业本甩在外头，皱巴巴的，好几处都能看到泪水曾经留下的痕迹。
灰暗的天空把仅有的一点光隔着塑料布透进来，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桌椅整齐地排着，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孤零零地，偶尔传来一点回声，徐丹心里一紧，要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禁不住鼻子一酸。
“宝贝，咱回家了。”说着话去抱孩子，才发现孩子的眼角有许多眵目糊，不用说，这一天没少哭。
一下子见到妈妈，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可是嗓子早已经沙哑，隐隐有了破锣的感觉。
徐丹没有管正在跑过来的幼儿园老师的解释，抱起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出去很远才想起来自己也是老师——说起来是同行，应该可以理解吧，但是内心深处真的不愿意原谅对自己家孩子的态度。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吧”，徐丹轻声告诉自己。
可是第三天就不好办了。江上平负责四个班级的物理课，以往都是上午有课或下午有课，很容易串。可是今天江上平是上午、下午、晚上都有课，很难串——难道你还能把别人的早上一、二节串成下午的七八节？
可是看江瑛的架势，炎症一直没消，针还得打；徐丹这几天是搭顺风车去，免不了有走一段可能，下班也是如此，有时候回来得较晚。
车还得自己骑，暂时不能给徐丹，江上平已经决定了怎么办。
早晨到学校点了个卯后，江上平请过假就骑上车接孩子奔医院了。偏偏今天患者多得很，都在排队。江上平几次欲插队，想了好几想还是放弃了——为人师者做不到遵守秩序还能期望别人做到吗？
等到孩子扎好针，大约学校的第二节课应该已经上了，第三节自己是有课的。
出去转了一圈，在一家的院子边上掰了一截带杈的小木棍，把吊瓶挂上，一手举着吊瓶，一手抱着孩子走到摩托车前。单脚支地坐在车上，把孩子面对自己放好，再一次用上衣把孩子包起，把刚才掖到裤腰带上的吊瓶棍拿下来，斜着插到系紧的衣袖里，又用别人剩余的输液管斜肩在胸前系了一道。
现在的样子，俨然一个解放前高级军官，腰带、背枪，就是寒酸了一点。
试了试还算稳当，江上平一脚就踹着了车，把孩子带得一晃，就直奔学校而去。
江上平在门卫处没有停车，刚进院就听到值班老师在冲着自己的背影喊什么，这些声音混在轰鸣的摩托车声音里就随风飘走了。远远地看到办公室门前几个老师在那站着，越来越近越发现他们在冲着自己指手画脚。
“你这是在干什么，这可是大活人，你就这么一绑？”一个中年女教师大步走过来一边接孩子一边跟江上平大喊，比孩子他妈还生气呢，“这要是急刹车把孩子摔了，哭你都找不到调。”
“哪有你这狠心的爹。”
“你以为你是从上甘岭才下来啊，打扮得那出。”
“唉，两口子都上班可苦了孩子……”
大家七嘴八舌地批评着江上平，江瑛一下子小脸抽抽着要哭，大约以为这么多人在欺负她爸爸呢。
几个人抱孩子的、举吊瓶的，把孩子送进办公室，看着江上平从衣兜里掏出另外两个冰凉的吊瓶，都傻眼了——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啊。
“一会有课是吧？”刚才批评江上平的那位中年女教师，正抱着江瑛在自己腿上。
“嗯。”江上平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没有，孩子交给我吧。”一边说着话一边模着孩子冻得通红的脸蛋，“这孩子跟我还挺近面。”
只好如此了。
下课铃声响了，跟孩子解释了几句江上平就拿起教案、课本、实验器材去班级了，临出门偷偷地回头瞅了一眼，孩子没有找他。
上完课回来，正在打最后一个大瓶了。这要是按照自己的设计，吊瓶高高挂、小孩低低坐，应该都打完了。
刚才抱孩子的骆老师有课了，孩子必须自己安排了，别的人她也不跟啊。
抱着孩子提前进入班级，早有学生给觅了个靠窗口的好位置摆好了桌椅，跑去和别人挤一张椅子了——多好的学生啊。
“老师，她打完针了。”课讲到一半有学生提醒，唉，没办法，有一半的学生心思没在课堂上，都在这孩子身上呢。
急躁的过去拔了针，小声告诉孩子自己按着针口，可是那么大点的孩子那脸得住啊，一会就顺着手流血了。
“老师，她手出血了。”不知道又是谁喊了一声，孩子正扁着小嘴向自己走来。
给孩子按着针口，好不容易不出血了，接着讲吧，她又走一步跟一步。急得江上平一瞪她，憋屈了很久的孩子再也控制不住哭出了声。
“难道要想自己上小学的时候那样允许孩子在课堂哭吗？”江上平恨恨地问自己，打开门把孩子拉到窗下，关上了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