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是要从开头说起。我是1967年3月从西八千农业中学被遣送回乡的，截止到1984年正好是18个年头了。在这18年里，多少人被一批批落了政，而我却无人问津。
一次，我到王铭志家去，那时他全家刚变户，还没上楼，正暂住在石油六厂
一个战友的地震棚里。地震棚极其狭窄又低矮，人只能弯着腰出进，屋内放上两张床再也没有多少空闲的地方了，躺箱立柜和沙发只能丢在外面的屋檐下，任凭风吹雨淋日头晒。当然不管条件如何的差，酒还是得要喝的，这好像成了习以为常的见面礼。我们俩就一人拿了一只小马扎坐在两床的空档间喝酒。
我们俩刚端起酒杯，还没喝一口呢，他就问我：“二姐夫，你这个臭老九咋还在家呆着呢？人家都落政了。”
我说：“我也给锦县县委写过几封信了，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王铭志就不高兴了，瞪起眼睛说：“二姐夫，你各笨蛋，锦县不给你回信你就不写了？”
我说：“要不我咋着？”
“你还要写，要持之要以恒。”王铭志又说。
我问：“还往哪里写？”
他说：“往上捅，给省里写，大官好见，小鬼难搪。”
王铭志晓得这里的奥妙和玄机。现在他正从军转办借调到市里给原市委副书记杜良落政，杜良那时侯主管工业，后来国务院把锦州市命名为新兴工业城，杜良当然也就成了一杆红旗，造反派们就对他有意见，说他贪天之功归己有，也就把他给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
听人劝吃饱饭。第二天，我就动笔写了一个草稿，然后拿给王铭志去看了，他看后在信的末尾又加了一句话：抄家的人和物还在。他说：“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
信是在他看后的那天午后发出去的。
信发出之后，我的心就开始忐忑，越来越厉害，后来我在家干脆坐不住了，又去找王铭志。王铭志倒是很乐观，他说：“你就老太太不吃肺子――来肝吧，别狗颠肚子似的乱跑了！”
我就不跑了。
果然，二十多天之后，省委有个批复：此系辽宁大案要案，责成锦州市委，锦县县委迅速查清，将处理结果于国庆节前务必报省。
1984年的9月20日，当时我正在泰安区西郊公社综合厂上班，中午我接到锦县信访办梁军主任的电话，他通知我9月24日即星期一去西八千公社党委会议室见面，西八千公社就是我任教中学的那个公社。
我说：“不能换个地方吗？”
他说：“不能换，哪里发生的哪里解决。”
既然不能换地方，我还是如约赶到了西八千公社党委会议室。
这是一座凹形的平房，会议室就在左侧的那一笔上，东南西三面都是满玻璃，虽然很久没擦，总体看来还是挺亮堂的，门开在右侧的拐角处。
我走进去，梁军已经到了，他带来两个人：一个小白，工作员。一个小张，记录员。他们坐在南边的一排桌后，面朝北，公社主管文教的党委副书记陈振英也参加了此次见面会，他是公社领导的代表，他坐在东侧的窗下。陈振英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站起
来主动和我握手，并寒暄了几句，然后又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我坐在了梁军他们对面，在进门的一把椅子上。待我们都坐好之后，梁军便发话了。
他说：“陈书记，老王已经到了，咱们开始吧！”
梁军是由部队营职转业到地方的，他是锦县翠岩人，翠岩山寺的美景造就了他与人为善，与人为邻的美好性格。
梁军的这句话就算简短的开场白，于是，会议开始了。
他首先问我是什么时间参加工作的？
我说：“57年3月。”
他又问我是什么时间遣送回乡的？
我说：“67年3月。”
我正和梁军有节奏地一问一答呢，小白就问：“怎么都是3月？”他以为我在撒谎。
我说：“这是历史的巧合，一丁点怨不着我。”
“我也没说怨你呀！”小白说。
我说：“那就好，咱俩算扯平了，没话。”
然后梁军又问：“是谁通知你回乡的？”
我说：“是公社副社长王文林通知我的。”
“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他说：‘王国忠，公社党委已经研究决定，立即停止你教课，遣送回生产队劳动改造！’”
当时公社党委还没被造反派造垮。
梁军就有些奇怪了：“不对劲呀，
他们又问：“参加了多少次批斗会？”
我说：“没有数。”
“挨打没有？”他们又问。
我说：“家常便饭。”
他们又问：“都谁打的你？”
我说：“抚顺来的知青。”
“说出名字来？”他们又催。
我说：“郜玉林和牛峰，还有其他人。”其实，这个问话是多余的，他们早就记录在案。关于打我的人在他们来到之前早就通知公社进行了核实。公社是由纪检委员袁俊林和宣传委员苗庆砚二人进行核实的。他们去抚顺找到了郜玉林和牛峰二人询问，二人供认不讳，说：“打了，我们谁都打了！”
他们不仅找了打人者，还找了一起挨斗的马春林。马春林那时候是公社党委书记，八千一带最大的走资派，我天天陪他挨斗，落实政策后他已调到县里任政协主席。袁俊林和苗庆砚找到马老，马老说：“唉呀，那就不用说了，他场场斗争会挨打，有一次打的最严重都吐了不少的血呀！”
袁、苗二人又问：“都谁打的？”
老马说：“那就不好说了，那时候我是罪人，只有低头的份儿，不准抬头看。只听见噼啪响，也没看清那个人是谁。”看起来马老也有顾虑。
以上这些询问用去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小憩一会儿，有的吸烟，有的出去方便，有的换换新鲜空气。
小憩结束，再复会就开始步入正题，逐项核实我在上访信中所提到的问题。
第一项，是关于从家抄走的书籍和手稿的数量。书籍：包括《石头记》、《三
国志》、《悲惨世界》、《简。爱》、《家》、《春》、《秋》等4000余册；长篇小说手稿三部：《艳艳红霞映凌河》、《故乡交响曲》、《没有结尾的故事》和短篇小说手稿
多篇。
梁军问我：“老王，你啥意思？”
我说：“我的意思是物归原主。”
梁军就问陈振英：“陈书记，你看怎样？”
陈振英长长的叹息一声，说：“书籍已经找不到了，我们查了所有的库房都
踪影皆无。至于那三部长篇手稿和许多短篇手稿就更没有办法了，据知情人士说那年冬天就投进锅炉里烧了。我问过经手人：‘为什么要给烧了？’他说：‘怕后来出事儿。’结果现在真的出事了，如果那时候不烧还兴不出事儿。就是这一念之差呀，差之千里！”他说着、说着痛心地拍起了大腿。
梁军就问我：“老王，找不到了怎么办哪？”
我说：“找不到了还能怎么哪，又不能像种地似的再种出一茬来。”
梁军说：“书找不到了，就补俩钱吧！”
我马上问：“补多少？”
这时，小白插进话来，他说：“嗬，你就对钱感兴趣。”说罢还发出一声冷笑。
我立刻反驳他，说：“废话，你不感兴趣月月领工资。”
梁军立刻回答我：“按照文件一册只能补一元。”
我认为补偿的太不尽情理了，我说：“我不要这一元钱，还是想办法把书给我追回来吧！”
梁军就苦口婆心，他说：“老王呀，人还是要正视现实啊，钱虽少了点，但瓜籽小它能暖人心哪！我劝你还是接受党和人民对你的补偿吧！”
我接着问：“书籍这样补，那么手稿呢？”
梁军说：“关于手稿补贴问题上级没有明文规定，老王你也就只好忍个肚子疼了。”
我真是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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