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常说，他的烹调技术随便进哪家酒楼，立马能掌勺。话话虽有些牛皮，其烹调手艺的确不错；四碟四碗，大盆盛鱼，色、香、味俱全。三杯下肚，礼仪全消；“知青”之间最不讲清规戒律，明明有一碗菜，偏要争抢，大口咀嚼，却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点评。争争吵吵，“童言无忌”。
朱丽雯是“主人”，称“不善饮酒”，却很顾全气氛。金德江最年长，很殷勤地劝酒夹菜。徐武喝得最豪爽，大碗端起，四下找人挑战。林木森喝得最沉稳，来者不拒；但，每次只饮一小口。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四花旦”则是埋头苦干。杨慧丽与她们格格不入，平时来往不多，四面话也很少。
“四花旦”的雅号是林木森“封”的。
钱北大队现在的十八个“知青”分属三类。徐武、杨慧丽和钱红英、汪美珍等三男五女八个人是湖兴城的“插队知青”；享受国家“知青待遇”，是名正言顺的“正规军”。田树勋和金德江等七个“钱北知青”是“回乡知青”；当地青年就地安排，是“地方部队”。林木森、朱丽雯等三人是“投亲靠友”，两边不靠，参照“回乡知青”待遇，算“外援盟军”。八个湖兴城的“插队知青”分在六个生产队；都是一人一灶，各自为战。时间一长，自然各自结伴。
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四个虽不是一个学校，都是湖兴东门外作坊街的，“知青”去边疆、进兵团由学校组织，本地区“插队”属街道负责。四个街坊邻居分在一个大队，自然走得拢些，湖兴是座啇业城，有众多的小市民家庭。“四花旦”的父辈们都从事五行八作的“小手工业”，靠手艺赚硬币，说是托起了百姓的衣食住行，在社会上却很不起眼；就连“文革”最激烈时期，也只是跟着“造反派”后面摇面标语小旗，喊二声口号而已。
按杨慧丽的说法，“钱红英、汪美珍她们象父辈一样，很市侩；精得分只苍蝇要先数清汗毛，省得一块小手指大小咸萝卜能吃一天的饭。”最令杨慧丽不屑地是，钱北的“光棍”多，对“女知青”很是呵护备至；三五成群，六七结伙地到“女知青”这来玩，成天开些庸俗的玩笑，说些低俗的故事。来了不能拒绝，还不好得罪，杨慧丽从父母哪里讨到一个办法。只要有“光棍”来玩，她就学习《**选集》，厚厚的四本书放在桌上，青年人不敢打扰这神圣的事，干坐一会，没趣走了。只是钱北并不以杨慧丽的学习而敬慕，反流传出一句话“杨慧丽学《毛选》——拒客。”’
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却不同，来了欢迎，广交朋友后，四个人结伙到各家去窜门，各家一是客气，二是“讨好”，定会留下吃餐便饭。如此蹭饭行为，杨慧丽很是反感；她认为且不谈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行为”；至少有损“女知青”的形象，败坏了“知青”的声誉。
林木森、徐武、金德江和朱丽雯他们却不以为然。他们知道杨慧丽另有用意；十**岁的姑娘已懂事了，姑娘比小伙想得多，谁不想作“凤凰”？杨慧丽到钱北不久，就对田树勋颇有好感；偏偏田树勋喜欢钱红英（均因树勋姆妈的反对而无果），心里难免有些嫉恨。
朱丽雯说：“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先锋；农村除了窜门，还有什么娱乐？”
徐武说：“钱北大队十八个‘知青’，十二个是‘女知青’；六个‘钱北街’的是各自为战。她们四人不团结，怎样‘保卫家园’？”
金德江说得更直白：“以及单个地让‘狼群’围剿；不如结伙冲散‘狼群’。”
杨慧丽说：“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在社员家又是唱，又是跳地；太不自重，至少也是招人闲话。”
林木森哈哈一笑，说：“钱红英的嗓音好，听她唱歌是种享受。‘四花旦’送文艺下乡，贫下中农欢迎，有什么不好？”
大家听了也笑了。“四花旦”的雅号不胫而走，连钱红英、汪美珍她们都欣然接受。
“知青”最忌讳的是人生、前途；最喜欢谈的偏偏又是人生、前途。尤其刚“断女乃”，他们已领不到“国家的钱、粮”，急于能获得“生存”的必须物质；这偏偏又是别人无法给予的，只好畅谈人生、前途，自寻安慰。
杨慧丽对人生、前途充满了憧憬；要用热血写青春，要以饱满的革命斗志，“战天斗地改变钱北”。林木森刚刚溶入温暖集体的激情，已被无意听到杨慧丽和徐武的对话所驱散；忧愤之下，他猛一击案，说：
“人生是什么？对某些人是随心所欲，对大多人是无可奈何。你们谁能说，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人生就是四个字，听天由命！”
众人满面惊诧。朱丽雯却拍手称好。
“好！这才是我认识的林木森。德江说你受挫心灰了，徐武说你沉沦了，我不相信你会一蹶不振。来，我敬你一杯！”朱丽雯端杯示意，一口饮干；又说，“对于人生，我只相信命；宿命！”
金德江附和，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徐武大为不满，说：“不对！你们为什么要屈尊于别人？向**保证！我就不相信，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命该如此吗？为什么不能去奋斗、去争取……”
“徐武——”杨慧丽打断徐武的话，站起来说，“我们是应该去奋斗！去奋斗首先要树立人生的理想；要有个正确的革命目标，要有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这样，才会有人生的真正意义！”
钱红英说：“慧丽，都‘插队’了，还怎样去奋斗？”
汪美珍说：“奋斗？我的奋斗目标就是不‘透支’。”
杨慧丽不屑地一笑，说：“‘插队’又怎么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将面临自食其力，也将是我们独立生活的开始；我们要在‘再教育’中成长，在钱北展开我们的抱负，开创新的天地！”
林木森为她鼓掌；笑着说：“难得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了！雄心壮志可嘉；现实是什么？这些我说得比你少吗？该说的我都说了，该作的我也作了；结果是怎样？莫须有！结果就一个莫须有，什么都会没有！”
杨慧丽巴动嘴唇，最终还是没说话；或许是因林木森的遭遇而同情，或许是为林木森的遭遇而不屑一驳。
“好了。木森，不要说了。在主宰者的随心所欲下，你不屈服则死！”朱丽雯伤感道，“有时，一个电话比和十条生命都强大。我们能主宰的不是人生，而是自己的生命。”
“我就不相信，我就不信，我不信……”徐武激昂了，他想反驳；却找不到能表达的词语，他没有下文，说的一遍比一遍低，最后不吭声了。
大家都沉默了；谁也不敢再触及这个话题。每个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今天的话太直白……不仅是白，而是“黑”！如果泄露出去，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就无须莫须有了！
盲从，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甚至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革命热情是青年最典型的特征。在“知青”的思想里，参加“文革”是响应伟大领袖**的“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忠诚表现；更是在效忠国家，同时还把国家至上与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英雄主义交织在一起。“上山下乡”以后，“知青”开始傍徨，头脑中的革命理论被现实的“生存”开始了交锋。虽然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了，但，传统的政治革命热情规范了他们的言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更使他们相互警惕、防范……
林木森很后悔，“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为避祸从口出，回钱北后他闭门不出，缄口不语；甚至对薛天康也与他人一样礼尚往来。今天却忘乎所以，他唯求不连累他人而庆幸！林木森久久地望着朱丽雯；他没料到，这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心底深处，竟然有这种感叹。
各怀已见；话不投机。一场热闹的聚餐在不快的气氛中收场。
“等一下，大家帮着收好碗筷再走。”杨慧丽拦住了“四花旦”；一切停当，杨慧丽又拦住大家，严肃地说，“我看大家收拾碗筷挺利落；乘着清醒，我说一句。我们今天是酒后说酒话，出门便不再提！钱红英，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有些话只能关门说，出门就全忘掉！”
“四花旦”都认真地点头，金德江却感到失面子；冷冷地说：
“放心！就是传了出去，我决不会说杨慧丽在场。”
徐武不高兴了，替杨慧丽抱不平说：“德江，这话说得就没意思了；难道我们是王连举、甫志高？向**保证！真的有什么事，我头一个‘顶雷’！”
“好了，好了。”林木森忙说，“今天是我不好！喝多了，喝多了！”
“是喝多了。”朱丽雯接着话，笑着说，“慧丽还说大家清醒，刚才我差点把大汤碗打破了。”
“是呀，是呀；喝多了，喝多了。”大家都附合着，散了。
林木森出门时，朱丽雯送到大门口，说：
“无论多么风光或失落的事，只不过是你自己心中的一个结；如果能敞开怀抱，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朱丽雯的声音很低，但语气很坚定。
上下五千年，纠葛在文章，无论多少辛酸泪，留于他人讲。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