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组中，蒋志航是负责人，豹五主要负责清除任何危害性的痕迹，哪怕是潜在的，还有负责伪造证件的豹一，爆破专家张查理，高大魁梧的突击队原中队长罗伯特，行动组共有12人，除了蒋志航都是西方人的面孔。
他们的暗杀对象是联情局制定的死亡名单，这份名单共110个人，其中的20人都是恐怖组织的得力干将，这其中的大部分人被视为惨案的主谋或首犯。
德国红军旅发起人是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古德容-恩斯林，霍尔斯特-马勒尔，乌莉克-迈因霍夫等人。
成立前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抢劫银行、武器商店，爆炸西德联邦法院，美军军营，出版社等，于1972年相继被捕，多被关押在斯图加特附近的斯坦姆海姆监狱。
在狱外，红军旅成员继续行动，为援救巴德尔他们，形成了这个组织的第二代，其代表人物是布里吉特-蒙豪普特，克里斯提安-克拉尔等。
1977年9月，蒙豪普特，克拉尔等人策划了对联邦德国资方代表团总裁施莱尔的绑架。
不久，又实施了劫持汉莎公司的客机，以此挟迫联邦政府释放第一代领袖，然而，在索马里被南华联邦突击队突袭客机，打死劫机犯，救出了乘客。
其代价是：施莱尔被枪杀，红军旅四个主要成员死在监狱。
这个秋天被德国人称为德意志之秋，其恐怖激烈风云突变，至今犹令人谈之色变。
红军旅第一代头子之一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成为恐怖分子之前是一个左派记者，曾写过很多文章，为红军旅的行动做出一些辩护，比如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至于他所谓的哲学思索——红军旅是在监狱里完成的———对他们的审判持续了好几年。
迈因霍夫曾写过一篇200页的文章，她认为当时整个社会都被资本家控制住了，这些人控制、压迫底层大众，使大众完全失声。
此外，她还认为，德国是美国的殖民地，就像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一样，她把红军旅的主张命名为解放主义———用暴力对抗大众被完全控制的局面。
1977年，一个作家写过一本书《希特勒的孩子们》，提出红军旅的行动完全是报复，红军旅的父辈参加世界大战，通过战争占领其他的国家，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意识形态———认为西方民主国家都是自己的敌人，其实他们还是想挑起世界战争。
“这位作家的观点我不是完全赞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讲解人员补充道。
随即，每个队员的面前摆上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其中包括照片，资料等等。
“这是能收集到的资料，其中的几个人大家一定特别注意。”原《纪事报》主编李强说道，“名单上的暗杀对象可分成两类：
带有武器或保镖，对外公开是恐怖组织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
从不公开其真实身份，只是利用从事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住处的称为软目标。
我的意见是先从软目标下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
另外，惨案刚刚发生不久，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对他们稍迟一点动手，也可免除舆论将暗杀行动同惨案联系起来。
而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作为掩饰，自以为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做任何准备，像捻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
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月兑身，万一被警察当局抓住，不仅仅是小组个人的生死，也不只是黑字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南华联邦整个国家的威望。
不过说到底，对付软目标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也不太会搞错，他们从不乔装打扮，在公开场合允许让别人照相，甚至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挂着铭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
“此外，这是我们在西欧的睡眠者的资料，由豹一保存。我的意思是能不动用尽量不动用，即便动用了也要设法保证不暴露，一旦暴露，马上撤离，日盛堂会安排的。”霍晶最后说道，“日盛堂的美丽大酒店是各个城市的连锁模式，各个国家位于首都的那间是这一地区的总负责人，对于你们他们不认识，这方面豹一安排，我强调一点，行动的时候要使用所在国的武器和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