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军人政府采取暴风骤雨的粗暴手段消灭外侨力量，实是杀鸡取卵痛快一时，并未考虑到保持国家长远利益，外侨工商业消灭以后，缅甸人并未能负起经济运转的任务，而负责工商业的军官们不单缺乏经验，而且利之所在，不久就腐化了。
结果不上两年，接收来的大批商品物资即消耗殆尽，市场上空空如也，政府进口的物资，成批转入黑市，百货昂贵，原料缺乏，工厂无法开工。
农民以生活困难，任由田地荒芜，即使有剩余的大米也不愿在政府压低的统购价格下卖给政府。政府收购政策无法实现，结果大米输出锐减。
缅甸本是一个大米输出国，外汇来源主要靠大米及木材，特别是大米。
1940-1941年，年出口大米315万吨，1954-1955年仍保持150万吨左右，到1966年只能输出30万吨，市场上的米价由**后的每担30元涨至200元左右，致民生困难。
外汇奇缺，一小点外汇，买军火打内战尚嫌不足，自然难以输入足够的工业原料，消费品更无法输入了，军人政府只好靠借债过日，债主有美国、西德、苏联及世界银行等。
政治上，军人政府野心很大，一上台就想把地下地上各党派置于其指挥之下，妄想获得统一局面。
1963年初，政府邀请缅共、红旗**托派，掸邦**军、掸邦解放阵线、克钦**军及吉仁自卫队等地下组织到仰光协商和平，至该年11月谈判破裂，各方**军继续在各地活动反对军人政府。
次年3年，军人政府在扫荡外侨工商业的同时，邀请地上党派如反法西斯自由同盟、联帮党、联合工人党商谈合作亦未达成协议，军人政府便解散所有政党，并制定国家安全保护法，不准政党活动。
另外军人政府又命令所有宗教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因此又激起在人民当中极有影响力的和尚们的反对，缅甸政府在内外交困，人民怨声载道的时候，急需寻找一个藉口，以转移人民视线。
恰巧这个时候，缅甸侨校师生因学校被接管，爱国情绪高涨，因此上了当，促发了这次排华的大洗劫。
华侨及侨校师生对于华校的被接管，再学不到华夏文化到非常沉痛，华侨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总是念念不忘家乡风土人情，念念不忘民族的文化传统，极不愿意子弟沦为异化，所以华侨每到一处总要节衣缩食群策群力办起一间学校，教育子女，学习祖国文字，通晓祖国文化传统，即使加入当地国籍也要保持民族特性。
这种观念在战后新**各国中不能相容，缅甸华侨在缅政府一系列经济打击下，仍能忍耐支持，甚至还愿意接受，因为这是是华侨大部分所响往的东西。
但是，到1965-1966年华侨中小学校次第被接管，学校再没有中文课程的时候，华侨都感到十分难过，终日忧愁，为子弟们能再多学点中文而筹谋，华校的师生们更是这种心理。
当1965年华校被收后，原来的各校老师就办起一些十九人的升学班，晚上上课，教授语文史地，颇多学生参加，到1966年小学校被收后，这种十九人的补习班就纷纷成立，为数极多。家长们大力支持，只要稍为宽大一点的住家都腾出地方来办补习班。
何为十九人补习班？按缅甸政府教育条例，凡有二十人以上的学校就必须登记，而登记了的学校根据国有化条例，就要被接管，华侨钻法律空子，故只办十九人的补习班，政府也奈何不得。
补习班的学生比原先华校学生还多，因为这个时候，有许多在英缅文学校的华侨学生知道学中文的机会再没有了，也很多要求接纳。
以原仰光育侨学校为例，接管前有学生九百余人，而十九人补习班却多至六十多班次，学生有千二百人，每位老师要负责三个班，上课时间只好排在清早或深夜，后来缅甸政府发现这种情况，便派出侦探威胁华侨，不得借出地方办补习班，所以学生们更加愤慨，更加勤奋读书，更加热爱祖国。
在排华导火线的像章事件中老师们就是通过这些学生，在被接管的学校中与学校当局（即缅甸当局）斗争的。如果没有这些补习班要斗争也斗不起来。
缅甸华侨不单办了很多学校，也组织起很多团体，以便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有同乡团体，有商业团体，有职业团体，姓氏团体等，大都是热爱祖国的进步团体。
这些团体平时筹集款项，访贫问苦，救济难侨，很为广大华侨所欢迎。
到这个时候有两个团体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缅华救济总会，一个是缅华教师联合会。
前者集会各属各姓的华侨领导人于一处,办理全缅华侨救济事业或资助爱国事业，实力雄厚，影响很大。
后者为全缅进步华校一千多位教师的组织，实际上是领导各地华校及师生的机构，华校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均由此决定，是华校师生的神经中枢。
于是，1967年排华屠杀事件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
五月中旬学校开学，被接管的华校校长换成了缅甸人，重要的教师也是缅甸人，至低程度也是加入了缅甸纲领党的原华人教师。
一开校门，发现学生们一样朗读中文，对教育部命令置之不理，学校当局纷纷向教育部汇报，官员们暴跳如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加以镇压，缅北八莫镇，原华夏中学的学生打响了斗争的第一炮。
6月初，八莫县教育局、移民局、侦探部、安全委员会四个单位联合派员到学校开除了为首的二十余名学生，被开除的学生在旧老师的协助下与学校斗争，要求学校要有正式通知说明开除理由，学校照办了，说明学生不遵从当局规定，朗读华文故予开除。
通知发出后，学校便发觉措辞不妥，急予追回，缅华教师联合会随即派洪士连、苏群才二人到八莫进行了解交涉，但刚抵八莫，即为政府扣留。
因此，缅华教师联合会在仰光店员联合会礼堂召开华侨抗议大会，指责缅甸政府无理开除学生扣留华侨，侨情激昂慷慨，洪苏二人于拘留十多天后，被释放回仰光，第一回合，华侨斗争胜利了。
1967年6月22日星期四，原仰光中国小学又发生了事件。该校位于华区中心五十尺路，学生人数众多。
是日，该校某班缅籍教师命令学生把中文书籍烧掉，学生不听，该教师大怒，强行将华文书本投入厕所内，学生大哗，指责该教师污辱华夏文化，缅人校长闻声赶到，见事情闹大，即打电话向缅教育局报告，并即命令停止上课，叫学生回家，学生坚持要教师赔礼道歉，并静坐学校不走，华侨闻讯赶到学校声援，并有不少人在校门外围观。
时有缅甸记者前来采访，乘机拍摄华侨群情愤激的镜头，为华侨所制止，互相争执抢夺。
次日，缅甸报纸报导华侨打碎记者相机，殴打记者，以激起缅甸人民仇视情绪，殊非事实，该校23、24日未有上课。
自6月22日，原中国小学发生事情以后，缅甸政府即决定对华侨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由缅甸唯一的政党──军人政党缅甸纲领党密集策划组织一次排华示威，由该党各地支部纠集暴徒随时准备行动，一面由缅甸报纸诋毁华侨，并造谣说有缅人女老师为华侨学生，推波助澜，呼风唤雨的激起缅甸人的民族情绪，排华行动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6月26日星期一，当所有原华校的学生背着书包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却发现学校大门紧闭，门前张贴有布告说奉教育部通知，所有原来的华侨学校一律无限期停课，要学生回家。但学生都不愿离去，要求学校继续上课，不要荒废学业，学校蓄意制造事端，随即召军警前来驱赶学生离校。
于是，学生群起搞议，坚决不离开学校，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学生忍饥挨饿，进行与学校当局说理斗争，华侨纷纷送面包饭包给学生。
到下午时分，仰光市郊的原华侨中学，原南洋中学聚集了数千名缅甸暴徒包围示威，南华联邦参赞为此驱车到缅外交部提出抗议，缅外交部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理由，不予理会，南华联邦使领馆派人到各校了解情况，其汽车亦为缅甸暴徒投掷石块，形势越来越紧张，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1967年6月26日下午，华侨学生抗议学校当局停课的斗争达到**，原华侨中学及原南洋中学二间最高学府最为紧张，特别是前者。华中坐落仰光西郊九文台，距市区三四英里，占地面积颇大，一向系华人社会大型集会及春节举办游乐场所的地方。
当日，学生拒不离校静坐斗争，外面为纲领党率领的暴徒数千人所包围，外层为声援学生的华侨，再外层为缅甸政府军警。
华侨团体送来大批饭包支援学生被阻挡无法入校内，华侨团体领导人前来说理均被拒绝，校园内外，群情涌涌气氛极度紧张。
下午五时左右，缅政府军警当场逮捕华侨领导人十二人，计：陈伯甫、杨老清、陈天煌、林威隆、黄忠泉（以上缅华救济会总会），刘应超（工联会），王莲发（书记公会），曾亚如（店员联合会），王思华（中华商报），温平（**），阮泳棠（新仰光报），陈甸育（仰光首都电影院）等。
又逮捕华中学生六人，计有：谭廷伟、杨德荣、李详华、李少松、江启建、江露莲，另在市区又逮捕华侨十二人，后查明系缅甸籍，陆续释放，计有：施永泉、林士杨、王维中、董任汉、赵剑玲、张树同、伍尚斌、陈启家、江红星、黄祥铭、杨文锦、陈清发等。
军警随后即派来大型军车多辆，将在华中南中校内静坐斗争的学生共五百多人拘捕，送入军营看管。
下午七时左右，在华中校外聚集的缅甸暴徒约二三千人，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安排下，一声呼啸分成二队，向华区进发，高呼打倒狗华人的口号，浩浩荡荡，杀气腾腾，沿途又有人参加进去，人数越聚越多。
一路沿北线而行到仰光市北郊的华裔各国家的大使馆等建筑物前，高呼口号，投掷石头，其中援缅办事处则被暴徒闯入，家具被捣毁。
另一路沿南线而行进入市区唐人街，在华侨高级住宅前特别是在侨团学校前面高呼**口号，并未进屋。
当日下午六时，华侨领导人开会讨论对策，会议还没有开始，就有些暴徒到达了门口，没有进去的人，幸而尚能离去，进去的人即再出不了，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使领馆几处地方已为军警监视之中，普通人进出被查询拘捕，官员汽车进出均有吉普车跟踪监视。
当时，各侨团负责人应该为自己的团体不受侵犯而斗争到底，以为缅甸政府不外抓人坐牢而已，其实华侨尚蒙在鼓中，纲领党已组织好暴徒，在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了，政府抓人只是合法手段的一面而已。
所谓暴徒，主要就是穿上沙笼的军人罢了，这一晚华侨团体的负责人都到自己的会所守卫，准备斗争，幸而暴徒只在街上漫骂却未动手，一夜安然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