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现在称职的当起了叶氏家族的教师，如果放在几百年前就叫帝师。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中华民族体会最深？恐怕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这当然有很多原因，历史研究认为，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中国那时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策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一些做法。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
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
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
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中国人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而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
比如纽约的《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
亚特兰大的《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
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的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这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
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
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
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
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
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
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但如果当时的人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
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