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凄凄惶惶地走了，袁世凯很失落，但他也知道强留是没用的，留下一个革命党叛逆，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肖志华能写信劝说，吾也当回信说明才是。”袁世凯强打精神笑道：“皙子，就得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杨度点了点头，说道：“度亦早想会会这位名人，只是不知袁公之心意。”
“待我细细考虑考虑。”袁世凯伸手抚额，显得很是疲倦，众人立刻知趣地告退而出。
停战谈和被拒绝，真是因为措词不当，还是革命党根本没把袁某和北洋军放在眼里？真象肖志华信中所讲，要打得北洋军无条件投降？众人走后，袁世凯陷入了沉思。还有满清亲贵组成的宗社党，全力阻止他上位，也是一个障碍。由于肖志华的信中揭穿了袁世凯的计划和内幕交易，使得袁世凯心思烦乱，久久没有捋清头绪。
但袁世凯还存在着一个侥幸，北洋军虽有小挫，但实力犹存，而且他还有一个后招，那就是驻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该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出一部分混合编成的，很多军官仍然是北洋派的老底子，袁世凯已派出人前往联络，如果成功，也是一支可恃的力量。还有东北巡防营等武装，也是袁世凯拉拢的对象。如果这些武装若能入关参战，或者南下卡住山海关，这对清廷便是极大的威胁，对己方的力量也是一种明显的增强。
然而东北的局势现在如何呢？第二十镇是否象袁世凯所想的那样容易拉拢？复兴会难道没有派人在东北活动？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人或许把东北当作满州，甚至孙中山也曾给满清亲贵写过信，建议他们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但肖志华却一直关注着这块遍地是宝的黑土，因为东北形势最为复杂，日、俄势力最大，最是难以处理。所以，他一直让东北革命党隐而不发，暗中发展，等待最佳的时机。袁世凯将东北新军作为筹码，复兴会又何尝不想利用东北一举击垮清廷退回关外，建立割据政权继续顽抗的信心。
东北三省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但真正为满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却并多。即便放眼全国内地各省，由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这虽然也有革命军不乱杀戮的纪律和宣传，也跟满清的腐朽末落不无关系。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怀恨在心，隐居起来，革命时也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就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死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了。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特别是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不得不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现在终于有了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1908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和黄兴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他们的宗旨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革命势头。
而吴禄贞以延吉边务督办的身分，在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时，深感边防兵力不足，也为了革命所需，借助于复兴会的财力支持，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