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1896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1881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1903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1905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1906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他的手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虚实。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秉报。伊藤对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尽管它在斋藤勾画的草图上不过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斋藤对他说，这里就是当地的韩民所称的“间岛”，是应该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的……伊藤却在草图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这家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国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龙及珲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间岛”，下一步只是考虑如何把它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问题了。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1907年7月30日，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8月18日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于19日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同一天，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14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1907年夏季，年轻干练的吴禄贞奉命到吉林边境地区调查界务（直到今天，那场斗争的胜利还同这位官吏的名字联在一起，载入史册，永志民心）。吴禄贞带领两名助手和六名侧绘员“冒暑就道，跋涉山水，穷极边塞”，备尝艰辛。他们取道敦化县到延吉，赴珲春，沿图们江北岸东进登长白山，对边界进行实地测量，绘制地图。这是历史上中国对延吉境内的第一次全面踏查，历时七十三天，行程两千多里，凡是与中朝界务有关的地段，都逐段地进行了精密的测量，获得了大量的边界勘侧数据和资料。
根据这些珍贵资料，制成了有史以来最为详实准确的《延吉边务专图》即（“延吉厅专图”）。这张地图和1908年4月写成的《调查延边边务报告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在清政府对日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是，最使吴禄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为了有效地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吴禄贞首先派兵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吴禄贞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杯的谕旨。
正当吴禄贞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在不久前到长白山下的夹皮沟一带调查边务时，他曾经遇到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1907年8月底，吴禄贞揣着一位绿林朋友的引见信，和他的助手周维祯、李恩荣来到了韩登举的府邸。韩登举对吴的到来给予盛情款待，席间，吴禄贞借机向韩揭露了斋藤季治郎率兵强占延吉地区的真相，一席话说得这些绿林好汉义愤填膺。吴禄贞见时机成熟，便说明了来意：“大敌当前公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如果退缩忍让，国家亡了，我们还有活路吗？”一时间群情激奋，齐声说：和官兵拉个对马（同官兵联合），愿意听从吴的指挥。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1907年11月17日，吴禄贞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斋藤一伙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知这些中国官是从哪里来的。
在吴禄贞的严词诘问下，斋藤理屈词穷，又领教了中国方面的阵势和实力，知道进一步的行动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此后，吴禄贞多次与日交涉，根据翔实的材料，确凿的证据，逐一批驳日本政府的来文，并援引朝鲜人著《地理小识》等十余种中外论著，论证中朝两国国界。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遭到遏止，伊藤博文只好改变策略，将“间岛问题”提交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向中国政府提交长篇照会，就“间岛”问题继续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清廷命吴禄贞、周维祯代写了万余字的边务节略，复照日本驻华公使.日本go－－在有力的事实证据面前，理屈词穷，诡辫无术，不得不承认图们江以北之延吉厅为中国领土。
1909年9月4日，清廷钦命梁敦彦和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间岛协约》。条款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历史悬案终告结束。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奉为国策，因此不可能取得外交上的完全胜利。依照《协约》，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处，被日本帝国主义攫为开放的商埠，并取得了在这些地方设置领事馆的权利，还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与吉会铁路的修筑权等。
（致歉声明：由于1909年或1910年的资料不太好查，而1911年辛亥革命时的比较详细，所以借用了很多。但后来才出现有些出入，比如当时四川总督为赵尔巽，不是赵尔丰；东北总督是锡良，不是赵尔巽；这两处我择时更改过来，但有些不影响书中构思的，就不改了，反正不是正统的历史书，请大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