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隆冬的沈阳。
几天前的那场大雪给这个北方城市裹上了一张厚重的白毛毯。积雪来不及清扫，或者说，也没人愿意去清扫。于是，车辆、行人得以在大地上肆意作画。夜晚来临时，在街灯暗黄色的光线映射下，路边的树丛摇摇曳曳、朦朦胧胧，显得有些诡秘。那些躲在暖暖呼呼家里的人无疑是幸福的。而还在大街上，用棉大衣、棉帽子、大口罩全副武装起来的行色匆匆的赶路人，不免会有些焦躁。积雪在脚下吱吱嘎嘎作响，更是让人心烦意乱。
公交车站。等车的人越聚越多，车却像寡妇的肚子一样毫无指望。体温被冷风残酷地剥削，呼吸变成大团大团的呵气，人们不得不原地用力跺脚来取暖。好在等车的都是北方人，这就是北方的冬天，用不着大惊小怪。除了极个别同志用不太友好的语气问候公交公司领导的母亲，大多数人还算安静。
远远就看见车灯，人群躁动起来，都拼命往前挤，以至于公交车到站时已经不需要靠边儿，直接在路中间就停下了。车门勉强打开，车厢已经很像沙丁鱼罐头了。没人下车。站在车门口的人死命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生怕自己的行程被别人有意无意地改变。司机还算温柔，在车站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直到坚信载客量确实不可能生哪怕是微小的调整，才关上车门，缓缓而去。
这下子可气煞了等车的人。简直是忍无可忍。骂骂咧咧的还算是文明人，有些人终于揭竿而起，团起雪球，砸向无辜的客车。
三三两两的人再次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宽容。他们垂头丧气，拖着沉重的步子，追随公交车而去。如果缠上绷带、打上夹板，再配上拐杖，哈哈，这伙人太像是当年辽沈战场上被撇下的**败兵。
林东海不同。他跑步的姿势很优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追击的解放军。
十七岁的林东海要赶往火车站送人。送的是俞伯伯一家。其实，他刚刚和父母一起在他们家告别过了。林东海只是忍不住还想再见俞伯伯的大女儿俞月一面。
俞伯伯是归国华侨，夫妇两人都是医生。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大女儿俞月一直在南京跟外婆过，身边带着小女儿俞佳。因为是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亲属又都在南方，所以他们一直想方设法要调回去。最后还是侨联出面，使他们可以全家在南京团聚。
俞月固定的会在每年放假的时候来沈阳和父母住上一段时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每次的来来往往，都会让林东海牵肠挂肚了。
而这次一走，恐怕是很难再见到了。
林东海三岁那年，患上蜂窝组织炎合并败血症，脖子肿胀得和下颚齐平，软鼓囔囔充满脓水。父母跑遍全城，竟找不到愿意收治的医院，找不到救命的医生。败血症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没有哪家医院、哪个医生愿意一条小生命最后断送在自己手里。
俞伯伯收下了这个几经折腾，已经是奄奄一息的小病人。他立即主刀动手术抢救。又安排检验室抽取血液样本，拿去和所有的抗生药物比对，终于现是一种叫‘金霉素’的药品可以杀死血液里的病毒细菌。一条脆弱的生命保住了。父母记住了儿子的救命恩人。可当医生的却不以为然，这种事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嘛。所以，几年以后，当林东海的母亲在路上遇到俞伯伯，惊喜地上前打招呼时，俞伯伯完全是一头雾水。林妈妈再三说明，俞伯伯含含糊糊、略有印象。巧的是两家住的非常近。于是，事过多年，林妈妈带着儿子登门拜访，再次致谢。两家从此开始往来。又过了几年，闲聊中，林妈妈说起自己下巴上长了一个小疙瘩，不痛不痒，可是挺别扭的。俞伯伯说，那就到医院把它割掉吧。
手术很简单，麻药都不用打。做为医生的职业习惯，俞伯伯把切下来的组织拿去做了病理分析。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是恶性的。这一年林妈妈才36岁。由于早期现，治疗及时，林妈妈逃月兑了癌症的魔爪。
对于俞伯伯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对于林家，这是两条人命的恩德呀。
林东海跑上站台的时侯已经是气喘吁吁，眼睫毛挂着雪霜，眼框充盈着泪水，棉帽子都湿透了。他放缓脚步，从一节节车厢的窗口里焦急地寻找。当远远地看到俞月时，林东海停住了脚步。
天冷，所有的车窗都是关闭的，窗户四周还挂着很厚的霜。坐在车厢窗口边的俞月正开心地和父母聊天，丝毫没理会到站台上生的事。
林东海实在没有勇气走过去。他把自己大半个身子藏在柱子后面，默默注视着。
开车的铃声刺耳地响起，林东海看到俞月的目光扫向窗外的站台，那目光很明显只是随便浏览，而不是找人。可林东海还是不由自主地挥挥手，希望俞月能看到自己。
俞月还真看到了。只见她用手指着窗外，在向父母说些什么。
林东海挥动的手立时停住了。他明白，俞月是好奇自己为什么会在车站出现。
她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喜悦。更不会像自己这样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
林东海觉得自己非常多余。
还好，火车很快就开了，带走了俞月，也把他的不尴不尬带走了。
林东海的视野里只剩下冰冷的铁轨和空旷的站台。
他的心情是无比的沮丧。愣在那里也不知有多久。
雪花依旧在静悄悄地飘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