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摇醒了我，转过身眯着眼睛看，我爷爷站在我床边，一脸正气的瞄着我，说：“你看我这身去电影院行吗？”
我爷爷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刚刚六点，我竖起大拇指，说：“帅！”翻过身睡回笼觉。
八点起床，去火锅店，他们正忙着，我来坐下，张先婷走过来，把这几天的情况给我简单说了说，火锅店我并不常来，精力花在写作方面，名声在外比较好办事，企业家在这时候还成不了气候，生意做得都是小打小闹，
我对张先婷说：“等下跟我一起到附近看房子，老住在招待所不好，买几间房子吧。”
张先婷很赞成，店里人十几个服务员了，三班倒。有个宿舍省得两头跑。陪着我到万松园小区转悠了一圈，武汉地价便宜的不象话，但没想着做房地产，一平方卖一块多不把人赔死。这回基本上谈妥了一栋二层的小楼，事交给了张先婷办。
回去的路上，我跟张先婷说：“那个普通话计划看来得停停了，武汉人还没适应这种先进的理念，瞧见几回顾客听着普通话茫然无措，我是操之过急了。”
张先婷调侃我：“那美国人民还吃不吃我们的火锅了？”
“吃，怎么不吃，过几年他们想吃直接到华盛顿就可以了，我们在那里开家分店。”
“吹牛吧。”
“没有，有你呢，星星之火可燎原，不出十年我们冬天里的这把火就会烧遍全中国。”
“别给我戴高帽了，我就一乡下丫头可担当不起。”张先婷家住汉阳，武汉人把汉阳称为武汉的“郊区”，很奇怪一个出汉阳铁厂的地方会没落到如此。
“口说无凭。”又是份策划书，“你回去写份计划书给我吧，时间段的划分详细点，以后的可实施性就强。”
“算了吧，我写不了，忙得要死，没什么空。”
我说：“你是领班，看着店就行了，没必要事事都做到。”
“这几天人太多了，人手完全不够，大毛他们都来帮忙，其实挺羡慕你每天都这么悠闲，今天你的电影上映了吧，对不住了，不能去看。”
我说：“这小意思，婷姐姐记得一定写，火锅店以后的发展可全靠你了。”
张先婷看我难得正经的跟她说，勉为其难地说试试，回店里召集所有员工，一人发了个二十元的红包，大概是半个月的工资，开业不到一个月就发红包算是独此一家了。要张先婷把红包交到每个人手上，安定人心，树立张大姐亲民的形象。
火锅店里没什么事情了。一个人晃到杂志社，坐在位置上翻新出的《时代》，邓爷爷是这期的封面人物，美国现在正刮着中国风，时代的局限性让界限很明显，两个不同阵营的大国正在在小心翼翼地试着交流，人们其实渴望互相了解，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阿甘正传》里约翰列侬抽着烟热切地问阿甘，他们（中国人）是不是有很多妻子。即便是虚构的，描绘不同人种之间的不了解，入木三分。封锁和壁垒只是政客的玩的手段和政治噱头，是博取自己的政治筹码的工具，大家都不是妖魔鬼怪，没必要疏远，于是邓爷爷先伸出了手。坐下来“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求同存异了。
翻完了《时代》丢到一边，什么时候《世界月刊》能做到《时代》这种名气，杂志的人气是够了，随便一本杂志在中国只要有人看都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但要走出中国就困难了，关键是拥有自己的品牌，还在摘抄引用不如做成旅游杂志。《世界月刊》就已经向全国约稿了，稿费丰厚，原创从优。每期我会写点关于政治的文章，最近一直在写冷战美苏争霸下人民的思想进程，六七年代西方世界属于嬉皮士，思想庞而杂，有想法就能成立思想流派，这时代还是在敌对中探索，九十年代时出的关于美苏冷战的小册子看过不少，我对此比较兴趣，有幸置身其中还是下了番工夫查找了一手资料。
正在写苏联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珍宝岛事件的霸权处理方式，导致自己孤立自己的时候，王阿姨过来了，问：“稿子写多少了。”
“我还在写。”我说“最近都没时间。”
“小喜，快点不能拖了，你写的政治文章反映很好，反响很大，写得很精辟，都是看同样书，真不知道你怎么写出来的。”
我说：“没什么特别，只是觉得有些时候国与国之间缺少了解，和美国政府都建交了，总不能还是“美帝”、“美帝”地叫吧。”
王阿姨点点头，说：“钱钟书都说女人才是天生干政治，看来带你身上可不成立，小喜是我们社的一块招牌。”
“哪里，我更象个自由撰稿人，还霸着副主编的位置，光拿工资不干活了。”
王阿姨说：“不干活你也得在这个位置上干坐着，〈世界月刊〉能有今天，大部分还是有你和大毛他们的功劳，以后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我说了，小喜就是〈世界月刊〉的招牌。”
受宠若惊了，我连称不敢。王阿姨笑咪咪地找我要了晚上的电影票，回自己的办公室。懂得名人效应，谈笑间抓住人心，王阿姨是个强人。
埋头继续写，杂志社的人都被吓到了，王喜还没在写字桌前呆这么长时间，漂亮姐姐们都来虚寒问暖。曹爹爹那里都过了关，再不用在教室里无所事事，这是好事。花点时间把文章的结尾敲定了：国与国之间互相了解、尊重才能共同发展。说的就象诺基亚以人为本一样，人人皆知道此道理，就没人做得到，文章在《世界月刊》上分三期刊载，这是最后一篇，我从头再读了一遍，很不要脸的鉴定：此贴必红。还是相当满意的，写这种开拓思路的文章是二十一世纪愤青们的拿手好戏，空谈无罪，我有样学样。
5点办完事就回家了，电影票是7点半场，电影票都是我自己买的，老爷子实在坐不住了，问了我几遍什么时候走，我和我大伯、二伯玩斗地主正开心，这里不兴赌钱，抓了三盘花生米当筹码，边玩边吃。我跟我爷爷说：“您老不急，你玩几把吧，时间还早的很。”
斗地主是阶级游戏，我爷爷是贫农出生，一盘满满的花生米都被“地主”给刮了，我爷爷骂我们玩物丧志，又抓了一把花生放盘里，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
7点了，全家都出发了，我被人一路望，因为穿的是一件夹克和条牛仔裤，没听错，就是条牛仔裤，比历史提前了几年出现在中国街头，显得格格不入。我表姑妈走在我旁边也穿了条牛仔裤，窄臀得搭配中山装显得很奇怪，我随手摘了朵路边的小花戴在表姑妈的头上，说：“喜儿同志，革命条件艰苦，红头绳俺是买不起，借花献个佛。”
我表姑妈又掐我，她说：“王喜同志，我看你的才最适合当喜儿，看连名字都一样。”
“黄世仁同志，不要！”
我表姑妈听到这句没把我掐死。相信我被掐多了是会上瘾的，医学上的学名叫“犯贱”。
一路上打打闹闹的，我爷爷却表情严肃，一声不吭，我女乃女乃说没见这样去看电影的，倒象是去开政治会议（批斗大会）。我们都在后面的偷笑。
走了一刻钟，到了六渡桥旁的新华电影院，余老师一家都在那里等着呢，杂志社里的人也来了几个，余老师和我表姑妈见了几次面就成了好朋友，所以没理由不从我这搜刮好东西，牛仔裤必不可少，拿了两条，还好给了钱，单价5元。
余老师和王阿姨一人穿一条，衣服配的好，都穿着毛衣，余老师穿的黄色，王阿姨是红色，我笑笑说：“真漂亮，简直象两姐妹一样。”
果然还是接受外国思想的，在这里这么夸人，平常是被定为流氓罪，新疆没位置了，就直接拉出去枪毙。余老师听了也只是含羞一笑，牵着我表姑妈的手去说悄悄话了，王阿姨说：“就小喜嘴巴甜。”
余伯伯还是一身中山装，说：“小喜给她们这些衣服做什么，少不了在家里试来试去。”
我笑了：“挺好的，中国人又不是不爱漂亮。”
说余伯伯心坎里去了，中山装看多了，再好也要省美疲劳，何况那些接触过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我爷爷和余伯伯站着谈会话，就带着我们进电影院了，我姑妈问我电影拍得怎么样，我回答她，你看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