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不急，把话讲清楚。”我笑了说。
“我在香港干不下去了，跟你去大陆吧。”苏安和的杂志基本卖不出去，被发货单位退了回来，他完全丧失了信心。
苏安和说：“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我点点头，说：“现在我自身难保，不能带你到大陆发展了。”
“**（不用我解释了，凑字数玩）。”苏安和调头就走，我拉住他的胳膊，说：“别急，我还有话说。”
“不会是让我到非洲写侦探小说给土著看吧。”
我笑了笑，手指在脑门上拍了拍，想怎么说服苏安和。
“阿和，杂志卖得不好，你知道原因吗。”
“不用问了，香港侦探、魔幻类的小说一直纂在倪匡一些人手里，我做的小杂志，一没文章来源，二没名气。扑了街，不足为奇。”
他还是懂的，只是人太理想化，看得窄点。我说：“你在大陆就混得开了？”
“你说的嘛，大陆人没看过专业的侦探小说杂志，做了一定能火。”苏安和不耐烦地说。
我哈哈大笑：“问题你自己不就解决了，何必要我帮忙。”
苏安和一呆，没能体会出来。
“既然眼前的大山无法翻越，绕过去不就成了。”我解释说，“侦探小说的蛋糕被分得差不多了，你也吃不到多少，干脆自己新做一个，先吃下大头多好。”
“能做的别人都做了，不是要我编本纯文学杂志吧。”
“天下故事何止万种，你等着。”我回房拿来写好的玄幻小说把苏安和看，他站着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找地方坐着看，最后看完了，他高兴地说：“你写的故事的确是个新类型，魔幻色彩比《卫斯里》高许多，是个好故事，堪比《蜀山》了”
“还没到那境界，这一本还不够。”我还有几十个小说大纲，二十一世纪，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是日本的动漫、韩国的泡菜、中国的玄幻，每种类别的库存上亿，我看多了自然会写会画了，源源不绝。
苏安和每本粗略地翻了翻，说：“不错，故事架构棒极了，全是开山之作，你脑子是怎么长的。”
“又没有倒着长。这个叫做‘天才’。”不要脸地说
“切，不介意我找人捉刀吧，稿费我照付。”
“文章最好是不写我的名字，怕有麻烦。“苏安和表示理解，我问他：“你们杂志还有钱？”
苏安和摊开双手，耸耸肩膀――他没钱了，事情朝我希望的在发展。
我问他还差多少，苏安和报了两千港币，是比较合理的价钱。
“钱没问题，我出。”是剧本费，我拿了两万，其他的三万交了上去。“杂志社的股份我占多少。”
“你四我六。”苏安和说：“行业规矩是出资人三成，创办者七成，但杂志还得靠你的稿子，所以多给一成。”
股份分成也很合理。我说：“旧杂志推倒重新做吧，你想到什么好计划了吗？”
“有些想法，杂志还是定位在年轻人的身上，长篇每期一集，辅以中短篇，文章的质量是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互动部分，我打算成立俱乐部和书友会，在杂志内外举行一些活动，每期进行报道，吸纳铁杆读者，慢慢壮大队伍…………”
我很认真地听了，说：“发行呢，发行方面怎么办。”
“这方面不用担心，我认识印刷公司的人，他们承诺负担运输，只要我们每期监督他们发货就行了，发行不是问题。”
苏安和在香港小有名气，他大学时参加了青年文学比赛，夺过第一名，写地东西被很多人认可，被称为香港小才子，倪匡、金庸都很欣赏苏安和，想要他在自己办的杂志社当编辑，苏安和拒绝了，出来单干，金庸他们还是给他行了很大的方便。今天我所见苏安和还只是个编辑，不宜当主编。
“阿莫西夫说，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办杂志；你爱一个人也让他去办杂志吧。”我把手按在文稿上，说：“阿和，你是在编杂志，不是在办杂志，有些时候应该把杂志看成商品，却不是文化刊物。”
我接着说：“《世界月刊》就是这么干的，把书放在书摊上积灰是不成了，在大陆我们只是推销，五组人全国各地走，什么旮旯地方都走到了，在省会开了办事处，专门销售我们的杂志，一本半年前只是单位内部的刊物就这么办到每月几十万册。”
苏安和说：“我明白了，是推销嘛。”
“推销只是满足大陆，在香港你得做出品牌。”我说，“要让香港人明白你杂志的价值、价格，有特定的渠道，促销，传播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倪匡靠得是名气，你没那多时间积累名气，只能靠营销手段了，现阶段做到推销和广告已经算不错了。”
绕到最后还是在回到推销上，但意思就不同了，说些理念让苏安和自各琢磨。他应该明白了，跟我说：“商业上的事情我注意的不多，杂志社规模小，先就按你的计划办吧，以后我们想办法。”
回头我拿钱给苏安和，是现金五千元。
他说太多了，我说：“这是要的，既然要做大，没必要只在一种杂志上死嗑，我有更好的东西，保证可以横扫东南亚地区。”
“什么东西？”
“漫画！”
1979年高达已经出了第一部，日本正准备往这方面投人投钱。抢先在他们前面占领制高点比较稳妥。漫画这玩意娱乐性强，但十分简单，日本人模仿能力远近闻名，估计优势的保持时间不会太长。没在《世界月刊》做漫画期刊不是因为国内不允许，而是我不想《世界月刊》做大，以后不好控制，在大陆一本原创画刊做的两千万每月我都相信。
苏安和走前，我甩给他一本卷了边的《**选集》，告诉他不懂的问题可以在里面找。
我目送苏安和出酒店，如果他知道我正在想怎么谋划控制他的杂志，估计脸色不会太好看。
策反一个资本主义旗帜下长大的知识分子真不容易。
第二天，巴金带着我们坐车从深圳回国，在边防站，我们办手续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路上的颠簸让巴老累得够呛，深圳在1979年还是个农村，但它已经是个“市”了，市区的房子不高过四层，象是李梅轰炸后的东京，街上的人很少，城市显得空旷。
傍晚，我们住进了一所三层楼的招待所，巴老晚上发了烧，急得团里上串下跳，好不容易找到阿司匹林让巴老服下退了烧，大家到深夜才睡着。翌日早上，巴老起了床，精神很好，团里的人反而病了几个，昨天受了风寒，都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艾青说，那病毒是围点打援。巴老大笑，决定延后一天走人，深圳市的市长就把他们二老领着参观去了。
我和赛可没呆在招待所里，跑到大街上乱逛。走到深圳市蛇口，人才逐渐增多，码头上有人在摆摊，买地是私货，别针到电视应有尽有。赛可没来过这种地方，很惊奇，每个摊位停下来看看。这里都是日本和香港淘汰的产品，但大陆的公民很少人见过。
很快走到码头尽头了，我叹口气，往回走，有人抱着一台三菱电视机走来，我让开到路边，那人说了声谢谢，我闻声一看，激动的心脏猛得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