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北方的庄稼熟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从南京回來后，高兴了沒几天，阎锡山的心就沉了下來。险恶的局势不容他喘息。到8月底，南口、张家口相继陷落，晋北完全暴露，战火很快就要烧到他的家门口。
他在太原呆不住了。9月初，他匆匆拟定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自己则于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设立行营，亲自督战。
位于代县以北40里的雁门关自古以來就是一座“名关”。它又名“西陉关”，《唐书·地理志》载：“西陉，关名也，在雁门山上，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相传每当春雁出塞时节，雁衔芦叶，翱翔半晌，叶落方可渡关，雁门关由此得名。雄关依山傍险，高踞勾注山上，东西两翼，山峦起伏。长城矗立在山脊上，其势蜿蜒，东走平型关、紫荆关、倒马关，直抵幽燕，连接瀚海；西去轩岗口、宁武关、偏头关。观其形势，确是“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的这座雄关能扼制住强大日军的进攻势头吗?
在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阎锡山率第二战区指挥机关來到距雁门关尚有十几里路程的太和岭口。本來他想选择一个和风丽日的时辰來这里的，无奈这一阵子天气一直不好，而情况又越來越紧急，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车后，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地势。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被从山涧顺下來的一条干沟切成了两半，河西靠太原至大同公路的一侧称作西梁，河东靠雁门山的一侧谓之东梁。第二战区行营就设在东梁山脊下的一个坐东朝西的小小院落里，除了隐在山崖下的那孔穿堂窑洞外，还有一堂两屋的三间向阳瓦房，窑洞可供防空使用，平房可当会议室以及侍从们休息之用。阎锡山对部下选择的这座院落十分满意。
站在这座小小的院落里，能够看到不远处巍峨雄峻的雁门天险。早晨，往往是雾气飘荡，混混沌沌，迷迷蒙蒙，如入仙境。过一会儿，山风呼啸，雾气被翻卷成缕缕云带，飘落在山凹，卧地枕石，悠然而歇了。此时，峰峦沐浴在阳光下，珠光水气，斑斓夺目，闪闪烁烁，犹如金盔银甲。面对此情此景，阎锡山的脑子里不由得涌出唐人李贺的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阎锡山终日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困扰。如今，日本人又心怀灭亡中国的**，举兵來到了他的家门口。日军铁蹄所过之处，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他这个最不想和日本人为敌的人，已经沒有了退路。面前这美好的河山，究竟会属于谁?对于个人前途的忧虑，常常使他夜不能寐。
此时平绥路东端的战略要地南口已经失陷，山西也已出现混乱的局面，谣言四起，人心慌慌。在晋北通往太原的各主要道路上，不断有成群的伤兵和溃兵走过，他们沿途抢夺财物，胡乱放枪，骚扰百姓，散布流言，对民心和士气影响极大。这天一大早，阎锡山在指挥部的院子里散步，他突然回过头來，问他的参谋长朱绶光：“张培梅现在哪里?”
雁门关下的崞县中泥河村。每到傍晚时候，人们就见村口的官道上有一个老人在溜达，有时见他一大早背着粪筐到田野里捡粪。他50出头的年纪，浓眉大眼，走起路來昂首挺胸，盛气逼人，显出一身豪侠之气。他就是名震四方的前晋南镇守使张培梅。
1907年，22岁的前清秀才张培梅來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他的同期同学里，有一个叫蒋中正的人，日后曾经主宰过中国的命运。
毕业不久，他就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在率队攻打山西巡抚大院时，有人说：“担当此重任，应不要命。”他慨然答道：“要命者绝不革命!”后來他历任团长、旅长、晋南镇守使等职，192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在晋军中，张培梅素以强硬派著称。他为人正派，办事认真，能征善战，打起仗來勇猛无比，敢作敢当。他信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慈不掌兵”、“军中不斩不整”等信条。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派4个旅的部队出兵娘子关，阻截吴佩孚调兵北上，张培梅受命指挥两个旅担任左翼作战。但这两个旅的旅长——刘树藩和龚奉山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而且刘树藩仗着是阎锡山的亲信，拒不从命。张培梅一怒之下，将这两个旅长斩首，并将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挂在营门口示众。张培梅从此声名大震。
自1928年他因故辞职后，已远离军中9年。如果沒有别的变故，他也许就要在乡间终老一生了。但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他义愤填膺，破口大骂那些不顾民族利益、胆小怕死之徒，恨不得立刻回到阔别已久的战场。他每天都阅读报纸，常常长吁短叹——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阎锡山任命他为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的委任状。激动万分的他当下向乡亲们表示：誓与山西共存亡。
两天后，他來到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阎锡山对他说：“鹤峰，眼下大敌当前，军心不稳。请你出山，是为扶正压邪，整肃战场纪律。今日起，我把整顿晋绥军的生杀大权交付于你，如何?”
9月7日早晨，阎锡山和往常一样，5点钟准时起床。侍卫长张逢吉帮他穿衣服时，他说：“今天穿那套官服。”
阎锡山平时的穿着比较简朴，一般都穿灰布军服或马黄呢制服，很少穿皮鞋，通常是松紧口布底青呢帮鞋，天冷以后，披一件黄呢斗篷。那套上将礼服，只在检阅部队或大典时穿戴。张逢吉有些不解。阎告诉他：“今天**的周恩來要來。”
穿好上将礼服，腰间又佩上短剑，他伏在窑洞里那张老式的八仙桌前批阅了一会电报、信件。6点准时吃早饭。他的饭食也很普通，一般都是家乡风味的素淡饭菜。给他做饭的厨师们曾私下里编了段顺口溜：“司令长官饭好做，河边馍馍大兴的糕，山药蛋烩菜把豆腐烧，莜麦壳壳麦转转，拌汤里加个鸡蛋蛋……”
这天早晨，他的饭桌上摆着各一小碗家乡风味的山药、白菜、豆腐、粉条，两碟咸菜，另有一碗面条。吃完之后，他带领众随从从东梁的小院步行到西梁的村口路边等候。他平时的穿着打扮虽显出一种道家风度，但难免露出“土气”，这天戎装披挂，也就显现出一个战区司令官的威武英姿。
八路军已全部开往山西，他希望山西的守土抗战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听说周恩來等**高级将领要來，他是满心欢喜的。在日军节节进逼，晋绥军已显出败相之际，他很想听听周恩來的高见。他以前曾和周恩來有过接触，周恩來的智慧、性格、谈吐和优雅的风度令他信服，尽管他不大佩服别人，包括蒋介石，但他佩服周恩來。
两辆汽车停在太和岭口西梁的路边，从第一辆车里下來周恩來、彭德怀、徐向前和彭雪枫，第二辆上坐着第二战区长官部派出的警卫人员。
阎锡山笑脸相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一行说笑着，步行來到设在东梁的二战区行营。从安全考虑，会谈在那孔隐进山崖很深的窑洞里进行。
张逢吉吩咐侍从们给客人倒上一杯热茶，每人面前又放一包炮台牌香烟。阎锡山不喝茶，他的面前放着一只绛紫色的小泥壶，里面盛着热米汤，渴了他就抿一口；平日里他也极少抽烟，有一个时期，为了防止风湿病，曾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有苍术、沉香等中药，但不久他就不抽了。今天许是高兴，他抽出一支烟，截成三段，将其中一段点着，轻轻吸了起來。
这次会谈主要围绕三个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題；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补充问題。会谈还算顺利。
阎锡山介绍说：“我们要搞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我们要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
周恩來说：“百川先生，我们建议不要单纯死守这些关口，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來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
阎锡山边思考边点头。
周恩來说：“我们打算将115师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司令长官有什么意见吗?”
阎锡山沉思片刻，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贵军的物品补充，二战区可以解决。并负责将贵军迅速运送到平型关东面的涞源、灵丘一带。”
会谈结束后，气氛更显融洽。阎锡山半开玩笑地说：“周公來山西也真会选陪同者呀，把你们的军事家、我的五台同乡徐向前带來，与我谈判了……你此次來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沒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來挖我的墙角啊。”
他边说边冲徐向前笑了笑。
周恩來笑说：“百川先生多虑了。我这次和徐向前一块來，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们几个带路的。徐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第129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和你见见面，以后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呢。”
看着周恩來带來的这几员共军大将，阎锡山眼热得不行。他想到，八路军还有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叱咤风云的战将，难怪**怎么也剿不灭。而自己的手下呢?王靖国、孙楚、杨爱源、赵承绶、李服膺、傅作义等人，除了傅作义高出一筹外，其他的虽说一个比一个听招呼，就是本事不济。傅作义倒是个将帅之才，偏偏又后脑勺上长反骨，不听使唤……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蒋介石视浙江人为心月复，阎锡山这方天地更痛快——“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在晋军中掌权的，大都是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县的人，阎视他们为亲信。这多少带点“中国特色”。对于徐向前，阎锡山的心情颇微妙。五台老乡里——而且不是一般的老乡，两家只隔着一条滹沱河——出了个徐向前，打遍了半个中国，名声在外，但就是不为他所用。他铁了心跟**，有啥办法?
他曾经对不少部下说过，徐向前缺少粮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沒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他还说过：“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人各有志。到头來，又有哪个能依靠得住?
但阎锡山还是对徐向前说：“我阎某人可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亲不亲，同乡人’，我准备派朱参事陪你看看父母老小。问问父老，我阎百川有沒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还让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呢!”
徐向前说：“谢谢司令长官。军情紧急，以后再回去吧。”
最后，阎锡山请周恩來等人帮助写一个第二战区作战计划。他们商量了一下，仅用一天时间就写了出來。阎锡山看后，吃惊地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他又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沒有这样的人才的!”
他遗憾地摇摇头。
9月9日，周恩來、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又赶到大同，和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见面，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时，傅作义和阎锡山的矛盾已很突出，阎曾多次流露，对他不大放心。傅作义向周恩來表示，大敌当前，他拥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和第二战区长官部的统一调度。
徐向前后來回忆说：“恩來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
当晚，他们折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谛听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以及嘶哑的汽笛声，他们渐渐沉入了梦乡。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等人率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当天下午，阎锡山派一名高级参议接朱德到太和岭口去商谈，周恩來陪同前往。
也许是受到一直和阎锡山打交道的薄一波的启发，这次二战区副总司令朱德同总司令阎锡山的商谈更具“艺术性”。
创建由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参加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实际是为**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基，由于冠之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便被阎锡山欣然同意了。
宣传贯彻中国**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戴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的帽子，竟也获准施行。阎锡山并且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
朱德、周恩來此行，收获够大的。
精明的阎锡山还是沒能算计过**人。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曾指出红军的作战方针——红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和游击战，这是红军的两个作战原则。阎司令长官在他的辖区内基本满足了**人的这两点要求。
“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來。”**这样说。
朱德同阎锡山告别时，阎锡山再次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朱德用他高亢的嗓门说：“好。好，司令长官放心，八路军很快就会有所动作!”
1937年秋天，北方的庄稼——高粱、大豆、玉米、谷子即将成熟的季节，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5、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那天便开始了
在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时，阎锡山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判断，日军下一步的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行牵制攻击，以主力向广灵进攻，企图切断我雁门关后路。
但这两种情况，他更倾向于第一种，也就是日军主攻方向在天镇、大同。他打算实施机动的作战方针，那就是——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置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他设想：如敌以主力进攻广灵时，该处守兵应固守待援，以总预备队主力应援该方面之战斗……如敌主力进攻天镇，天镇守军拼死待援，大同附近之总预备队应向天镇挺进，浑源附近兵力偷渡桑干河向天镇右翼实行侧面攻击，以牵制敌人。俟其顿挫，由天镇两翼夹击之。
这一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鼓励，蒋介石还答应速派河南地方部队刘茂恩的第15军开往山西，归阎锡山指挥。
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李服膺第61军在天镇、阳高等地设防，占领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日军西进，掩护聚乐堡、大同主阵地带。其任务是沿平绥线节节抵抗，诱敌至大同外围，由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和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聚而歼之。
负责打头炮的是李服膺。他的第61军首当其冲，正面迎敌，对整个防线举足轻重。一切的关键在于，李服膺能尽最大限度顶住进攻天镇、阳高的日军，使主力部队从容布防。
李服膺是在匆忙撤退的过程中接到阎锡山令他防守天镇、阳高等地的命令的。第61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其实仅有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7个团。况且这点部队在平绥线上同日军已有所接触，虽未大打，但仍受到一定损失。
对于天镇、阳高等地的“国防工事”，第61军的官兵十分熟悉，因为这些工事是一年來他们自己动手修筑的——正因为比较熟悉，李服膺和他的部下才深知其中的利害。施工时，他们从太原只领到很少的材料，钢筋、洋灰不足计划准数的1／10，民工工资、兵工津贴被阎锡山百般克扣。据说阎锡山用它在全国各商埠大做买卖。这种偷工减料做成的所谓国防工事能抵御日军的飞机大炮吗?况且此时还有不少工事未完工，难以使用。有人发牢骚：“做国防工事，不给工具材料，一味克扣工资津贴，这明明是拿上肉弹顶铁弹……”
不难设想，当李服膺接到阎锡山“坚守3天，拒敌西进”的命令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惊慌。但他信奉“咱不做阎先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这一类的话。仓促中将独立200旅第400团部署在盘山制高点上，第101师的3个团依次在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山瓦窑口一线布防，第399团负责天镇城防，第401团驻守在天镇城外，第414团驻守天镇以西约30公里的阳高县城。这样，第61军构成了以盘山为主阵地、由4个团组成第一道防线，以及以天镇、阳高两城为纵深防线的“t”字形防线。军司令部驻于阳高县城内。
据亲历过天镇之战的第101师第213旅旅长杨维垣回忆，战前，李服膺曾亲莅一些部队讲话，号召官兵不怕牺牲，坚守阵地，军部还印发了《告全军官兵书》，部队可以说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9月5日，即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大批日军尾追而至。开始日军并未攻击最为重要的阵地盘山，而是集中火力攻击第101师第425团的李家山、罗家山阵地。团长李在溪注意到，日军这次进攻，并不用惯用的步炮协同的战术向他们冲击，而是先以步兵涌至阵地前，诱使他们进入阵地后，敌飞机即低空投弹扫射，然后继以猛烈炮火轰击。如此反复，整整延续了4昼夜。敌步兵根本沒到他们团阵地直接冲锋，他的1300余名的团队即伤亡官兵700多人，全团9个连长，阵亡3人，伤5人。
李在溪心中十分焦急，前后共给军长李服膺送去18份紧急战况报告——40多年后，李在溪回忆道，李服膺和他军部的全体人员，惊慌失措，整天忙于钻防空洞躲飞机，他的18份报告，被军参谋长刘金声装入裤袋内睡了大觉。第4天的傍晚，李军长和他通了电话，说：“你团的情况十分危急，应该给你增调兵力，但目前实在抽不出部队來，无论如何你要尽力支撑，不能放弃阵地。”
然而，李在溪的直接上司、第101师213旅旅长杨维垣却回忆说：“此时，军长李服膺在阳高城内坐卧不安，率幕僚人员与直属骑兵连进驻天镇城西村庄，指挥作战……综计我101师伤亡官兵共达千余名。遗憾的是，我旅425团团长李在溪，自始对抗战抱悲观消极态度，在阵前竟越过师、旅长，多次径电军长请病假辞职。军长知他无病，复电责以大义，指示他勉为其难……该团程琮营被敌人突破一处，全团溃退下來。我严令该团立即反攻，虽未完全恢复原阵地，总算稳住阵脚，全线未受严重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最初的战斗是激烈的。3天过去了，第一线的部队虽歼敌不多，但伤亡十分惨重，工事悉数被毁。所幸的是主要阵地并未丢失。李服膺在阳高城他的指挥部里，总算舒了口气。然而，这时候，他又接到了阎锡山“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的电令。阎锡山的命令他自然不敢违抗，只好强打精神督促部队全力坚守，一俟完成任务马上撤退。
如果不出意外，再坚守3天估计问題不大。天镇是雁北地区的门户，此仗是日本进攻山西的第一仗，如果打好了，谁的脸上都感到光彩。
然而，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意外的情况就出在防守盘山的第400团身上。
盘山位于天镇东南约4公里的地方，是一座高峻险要的山峰，也是天镇的名胜。站在山顶，既可以俯瞰平绥铁路，又能屏障天镇全城。按说日军要占领天镇，必先攻下盘山。
第400团的团长叫李生润。几天來，别处都打得很激烈，本來应该首当其冲的盘山主阵地，却不见日军來攻。他有些暗暗得意。大约在9月8日的傍晚，李生润给第425团团长李在溪打电话，说：“团长，这几天你们阵地上很危险吧?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军长既无法抽调部队，我私自抽一个营支援你，如何?”李在溪说：“这怎么能行呢，抽调兵力要请上级决定，况且你那里是主阵地，关系重大，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你那里情况怎样?”“我是高枕而卧，阵地绝无问題。”李在溪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敌。李生润好像满不在乎地说：“老团长，请放心，我随时注意着哩!”
就在这天夜里，大批日军乘夜色偷袭了盘山阵地。400团仓促应战，极为狼狈。守卫主阵地的营长高宝庸被炸死在石洞内。至拂晓时分，该团在付出500多人的性命后，将整个盘山丢失。
盘山一丢，形势急转直下。第101师的3个团慌忙后撤，此时这3个团的长官已经掌握不住部队，残兵本应退往夫镇城继续阻敌，他们却绕开天镇，从南北两侧继续向西溃退。
这给了守卫天镇城的第399团一个歼敌的机会——尾追的日军误以为天镇是座空城，便高举太阳旗，列队进城。大约有近百个鬼子，被潜伏在城内各处的第399团击毙。团长张敬俊估计日军遭此意外打击，必将前來报复，他命令将被击毙日军的脑袋砍下來，高挂城头，激励士气，以壮军威。
果然，不一会儿，日军的飞机大炮便对天镇城实施了凌厉的攻击，步兵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第399团坚守一天一夜后，于9月10日退出天镇。
紧接着是阳高。自从盘山失守后，李服膺的指挥所就撤离了阳高。阳高的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顺着墙根堆积的砖石即可徒步登城。第414团在军指挥部撤离后，仍坚守了1天多，团长白汝庸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巷战，团副曹静山、第3营营长都來宝和六七个连排长共200多人战死。白团长见大势已去，遂率部撤出。阳高陷落。
撤退的过程是异常混乱的，差不多等于逃跑。这时候李服膺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了。按照第二战区长官部的部署，第61军丢失第一线阵地后，应集结残部在阳高周围的第二线阵地再抵抗一阵，结果除原防守阳高的第414团外，其余的6个团皆溃退了。他们更沒有按照阎锡山原定的方案向镇边堡转移，与集结在丰镇、大同、得胜口一带的傅作义部会合，而是沿大白登方向一直向南逃，直到过了桑干河好远才站住脚跟。
其实从第400团大意失盘山开始，祸根就种下了。
史料记载，当第61军在天镇、阳高与敌周旋之时，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曾建议阎锡山进行大同会战。然而，政治上十分老练的阎锡山军事上却优柔寡断，尽管大同会战最初为他提出，但这时候他退缩了。他的理由是：地形不利，援兵未到。仅仅几天之后，板垣第5师团主力由察南蔚县进攻广灵，直奔雁门关后路而來——大同会战便成了一句空谈。
9月13日，大同——这座矗立在御河侧畔的塞外古城，东条兵团未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太阳旗便飘扬在了城头。
第61军的溃退，大同的撤守，使平绥线正面失去了防御力量，晋北门户大开。
而且，9月11日，日军击溃驻守天镇的第399团占领天镇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数千名天镇百姓几乎无人幸免，其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南京中央社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天镇屠城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首例大规模暴行。3个月后，又有了更为惨虐的南京大屠杀。
大同失陷和日军天镇屠城震动了南京统帅部和国内舆论。
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会战”那天，沮丧之际，他写了一首《弃雁绥工事》诗：
国防大计定当先，临时决策事难全。
工事费款千余万，放弃全由南口牵。
可见，他仍然对南口陷落耿耿于怀，为他撤守大同寻找依据。
很快，他就感受到了來自南京统帅部和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且比他设想的要严重得多。国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他，责骂他畏敌如虎——“似这等战区司令长官早该撤职查办，重重治罪，以肃军纪，以谢国人。”
蒋介石发來电报，斥责他“临阵慌乱，御敌不力”。
要求追查晋绥军失守土之责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寄往南京军委会和阎锡山的太和岭口行营。阎锡山感到了惊慌。他对他的参谋长朱绶光说：“娘那个熊!事情弄大了，可怎么收场?”
也许就在这个瞬间，他想到了第61军军长李服膺……
似平命中注定，李服膺难逃此厄运。
连日阴沉的天气逐渐晴朗起來，太阳难得露出它固有的模样，和风徐徐吹來，满坡已显发黄的青草轻轻摇摆。在这样的时刻，站在第二战区行营的小院里，能够清楚地看到不远处雁门山的巍峨雄姿。身处9月的太和岭口，原本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这天下午，负责行营人员给养和伙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上尉参谋庞小侠，突然听到司令长官对王玉林说：“你给我接南京蒋介石的电话，要快!”
王玉林是行营有线电大队大队长，负责通信联络。电话就在阎锡山的住房里间，王玉林扯着嗓子叫通南京的电话后，对各处的人员说：“阎司令长官现在和蒋委员长说话。其他电话一律停止。”
说完后，王玉林就退了出來，庞小侠等人也都退到门外。因为在外面，庞小侠对阎锡山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他只清晰地听到了“军法从事”四个字。
因为这几天行营人员都在议论，第61军军长李服膺搞不好要倒霉。所以庞小侠首先想到，可能要对李服膺“军法从事”。他突然感到有些恐怖。
灭顶之灾正像一张黑色的大网，悄悄罩向了李服膺。
在滹沱河南岸，李服膺集结起他的残部，由广灵以西经应县向雁门关转进。途中，他接到了阎锡山召集各军军长开会的电报。他的部下里已经有人预感到可能要出事，舆论对晋绥军，尤其是对第61军责骂得非常凶。于是左右的人说：“军长，后方各地对天镇的实际战况不明了，难免以讹传讹，有所指责，目前平型关战局危机，全局很快将有变化，不如迟几天去较为妥当。”
但是，李服膺却表现得极为自信，他认为阎不会委屈他。于是，他骑上战马，带少数随从，毅然起身去太和岭口报到。
与此同时，军部派军械处长刘树勋去第400团扣捕团长李生润。第61军沒能在天镇、阳高坚守更长一点时间，与李生润麻痹大意丢失盘山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追究责任，李生润首当其冲。
然而，李生润却幸运地逃掉了——先是被抓获，而后又被人放掉的。至于是谁放掉的，说法不一。李在溪回忆说，刘树勋将李生润捕获后，送交第213旅旅部，军参谋长刘金声念与李生润是老同事的情面，于李生润吃饭时故使眼色，李生润托词解手，越墙逃跑。贾宣宗回忆说，独立第200旅旅长刘潭馥在气愤不平的情绪下，主使李当场逃走。杨维垣在回忆中引用傅作义的话说：“我当即指示你们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李团长逮捕解送二战区军法总监部。谁知你们副军长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竟让李生润由军部偷偷换上便衣，化装逃往西安。”
总之，李生润是逃掉了。据说他到西安投奔了胡宗南，并改名李德庵。后來他在胡部当上了少将高参。
如果李生润不逃跑，李服膺的结局会改变吗?
李服膺23岁那年，被阎锡山派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最让阎锡山看重的一件事也许是，曾为阎从保定军官学校拉回了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十三太保”，他被唤作大哥。这些人后來成了阎锡山打天下的资本。20多年來，他一贯唯阎锡山之命是从，是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阎锡山的心月复。据说他还是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传说他与何应钦也有拉扯。他同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同后两人的交往也许令阎锡山稍感不快。
也有人认为他长于外交，短于军事，经常奔走于太原，进行私人活动，很少驻在防地，对所部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在用人上，一贯抓牌子、拉关系，练兵时看表面，作战时重私情。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在阎锡山眼里，他是个信得过的亲信，这比什么都重要。
时隔多年之后，已无人能说清李服膺什么时间到达太和岭口的。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刚一到达，阎锡山就命人把他扣了起來，押在张培梅的宪兵队。战区长官部上尉副官庞小侠念及李与他父亲是老朋友，就到设在西梁的宪兵队看他。庞小侠说：“老伯來了，想吃点啥，你就说吧。”
李服膺只是让他给找几本闲书看。他嘴上答应了，回到驻地，根本找不到，也就罢了。
那时李服膺仍然认为自己不会有事，会长扣起他來，是为了应付舆论。所以，在外人看來，他并不是很紧张。
他无论如何沒有想到，仅仅半个月之后，阎锡山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说阎锡山一上來就想处决李服膺，那也不是事实。据众多的当事者或知情人回忆，阎起初是想包庇李服膺的。日军在晋北长躯直入，与阎锡山决策上优柔寡断，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有极大的关系。在南京统帅部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下，为了应付国内舆论，搪塞国民党政府，更主要的是开月兑自己的责任，阎锡山找一只替罪羊，势在难免。当然也不是说李服膺就沒有责任，第400团大意失盘山，造成整个晋北防线的崩溃，他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据杨维垣的回忆——有一次，傅作义对他说：“原计划在大同地区集结各主力军，准备与敌人进行会战。先是令61军在天镇、阳高固守3天，迟滞敌人的西犯，掩护主力在大同地区之会战部署，旋又追加固守天镇、阳高任务3天，共计6天。结果，因为敌板垣师团过南口后，竟从察南向平型关进犯，直抄雁门后方，以致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分令各军进关，重新部署作战，显得很为忙乱。你们军虽然守天镇、阳高已超过时限，但阎长官认为还不够持久，对尔后战局影响不利，特别是放弃绥东与雁北广大国土，使国内舆论哗然……当你们军长被扣起來后，我不止一次地向阎长官进言，盘山永久工事的失守，影响天镇阳高防守和尔后战局，主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潭馥身上。为了严明军纪，激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阎当时同意了我的建议……”
作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此时在干什么呢?庞小侠说，那时，不断有退下來的零散部队。副官处叫老乡蒸馍，过來的士兵每人发给5个，伤兵多给几个，沒有准备菜。一天，一个伤兵在五道庙拉手掷弹炸死了自己。张培梅知道后，把庞小侠叫过去问道：“你们怎么准备的吃的东西?光吃馒头不行，小心你的脑袋!”张培梅的意思是给伤兵弄点菜。
那些日子，张培梅的脸色很难看，动不动就发火。
关于张培梅在李服膺这件事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培梅好杀。他得知李服膺部天镇溃退、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对那些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该处决，才能杀一儆百，提高部队的士气，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对全国其他战场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
二是起初张培梅主张处决李服膺。但当他得知天镇、阳高失守的全过程后，认为李服膺不是死罪。他向阎请求将李服膺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同意。
虽缺乏权威性的史料记载，但人们越來越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半个月之后，在太原省府大堂，阎锡山于深夜提审并下令处决李服膺时，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沒有到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題。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这时他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來看了看。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唐生智來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京审理。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一辆汽车悄悄停在省府大堂门口，宪兵从车上押下李服膺。他并沒有被捆绑。一进大堂，李服膺蓦然发现大堂内设有公案，两旁宪兵肃立，气氛阴森恐怖，顿时呆住。他嘟囔道：“这是干啥?”担任陪审官的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会长一会儿要和你谈，你且等等。”
未几，阎锡山从里边走出。他双手撑在公案上，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睛盯住李服膺，低声说：“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我沒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來……”
李服膺插话说：“让我守6天，我守了6天，我有电报……”
“你胡说!”阎锡山逼视着他，顿了顿，“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
李服膺这时流下了眼泪。阎锡山朝周围的人点点头，快步离开。谢濂说：“慕颜，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诉我。”李服膺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下一摔：“那还说球哩!”
有人上前捆他，谢濂制止：“那像什么样子。”于是沒有捆，只把绳子搭在李服膺的肩上。上车后，他对谢濂和宪兵司令张建说：“为啥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人，使我死得不明不白?”
车到小东门大教场，他们下车。宪兵司令张建跟着李服膺往前走，还沒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建往一边让了让，负责行刑的绥署警卫连长康增从背后一枪将李服膺打倒在地。黑暗中看不清他临死时的模样。
连续几天，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败军之将李服膺被惩办的消息，阎锡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秉公办案、阎长官“挥泪斩马谡”……这一招很灵，李服膺一死，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化解了。
李服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三个多月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在武昌被处决。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终年都是48岁。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死都曾轰动一时，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
罪名一样，死法一样，内情却有别。1938年1月28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自作战以來，死法虽然不同，我国已死了不少的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之死，人人为之掉泪，朱耀华之死，尚有人为之惋惜，李服膺之死，亦尚有人为之代抱不平，只有‘青天草包’之死，人们却认为是死得应该的。”
50多年來，国内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权威性的文章，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大都把李服膺和韩复榘视为同类。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却这样写道：“从9月5日开始攻击……天镇县城之敌仍旧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沒有退却，11日才攻占县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
1937年9月中旬，放弃了“大同会战”的阎锡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來似的，直趋内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关隘平型关。后來被海峡两岸的战史学家皆认可的“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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