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求学的三年里，有一次，张爱玲哭得最伤心了。
在第二次放暑假的时候，炎樱不等她便独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种被世人遗弃、抛弃的孤单感觉，大哭起来；而最开心的一次，那是与母亲的团聚——也是在暑假，1941年夏天，母亲黄逸梵与几个上海牌友一同来香港小住，宿在“浅水湾”饭店。
张爱玲一有时间便去看她，从此“浅水湾”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闭上眼睛，路线便清晰，梦里也走不错。
——乘车出市区，沿路经过黄土崖红土崖，渐渐地光景明媚，水静风清，许多游山的车子掠过张爱玲乘的车，游人的手里抱着满怀的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花瓣与笑语。
下了车，走上极宽的石阶，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有两幢黄色的房子，那便是“浅水湾”饭店。报出母亲的房号，仆欧们领着她沿碎石小径走过昏黄的饭厅，经过昏黄的穿堂，上二层楼，一转弯，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是母亲黄逸梵和他的男朋友维基斯托夫。
黄逸梵穿着西洋蓬裙子，梳着美丽的头发，周旋于一班华美蕴籍的客人之间，走到哪里，哪里便笑声四起；她和维基斯托夫挽臂从沙滩上走过，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着阳伞，说着流利的英语，宛如画中人，又像电影画报；也有的时候，是张爱玲陪着母亲，她们挽着手臂，缓缓地散步，谈笑。一如她八岁那年，母亲第一次从国外回上海——只可惜，“浅水湾”不是家。
时间好像对于黄逸梵不起作用，自从八岁那年母亲离开上海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而母亲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风情万种。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母亲在香港没有停留多久，母亲就和男朋友又去了新加坡。
——对于黄逸梵来说，缠足之辱大概是一生中最疼痛的记忆，所以她很喜欢到处飞。一双金莲，走遍千山万水，仿佛在向命运宣战。
然而黄逸梵又无法违背她的出身，不管她怎么痛恨那古老的传统也好，她一生的活计还是依靠祖先留下来的那点古董——她卖了一辈子古董，用卖古董的钱走遍了千山万水。
我在想：在黄逸梵的一生里她自己有没有自责的地方？？
我在想：黄逸梵的人生有没有悲哀的地方？？
我在想：她游学游出了自己的人生吗？？除了游山玩水，还有什么？？
我在想：可以说她不是一个好母亲，抛弃了自己的一对儿女，去游山玩水！！
我在想：她抛弃子女后，也是靠着遗产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她有什么资格去痛恨张廷重？？
即使她高雅、漂亮、西洋……，那又怎么样？？？
她有没有成就？？有没有事业？？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责任？？……
她连自己的生活都无力谋生而靠卖了一辈子的古董……
这样的人生除了悲哀还是悲哀！！！！！！！！！！！！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应该说她是幸福的。现在不是有句名言叫什么来着：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人死了，钱还没有用完……从这个角度看，黄逸梵和张廷重都是幸福的。张廷重挥霍完了他的外祖父李鸿章留下的万贯家产后，“幸福地”死去。黄逸梵也享受完清朝大名鼎鼎的黄门军师的万贯古董后，也“幸福地”客死国外。
黄逸梵和张廷重他们都是幸福的，他们用完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的钱“幸福地”走进了另一个天堂。
这一次的母女分离，张爱玲没有哭，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也习惯了漂泊，这就是命运！！
从四岁第一次看着漂亮的、蓝绿色的母亲去法国，到后来张爱玲自己颠沛流离的大半生，她的生命仿佛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来组成的。
离别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个人到了最后总是要告别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多做几次，或者少做几次，又有多少不同呢？？
就凭着这段时间对母亲的记忆，凭着母亲来香港小住，自己进进出出“浅水湾”饭店，张爱玲在1945年写出了小说《倾城之恋》，然后自己又改成电影公映，得到巨大反响与好评后来国内外多次公映《倾城之恋》。1984年8月3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再次上片特辑，张爱玲在公映前夕写了一封给公众的短信：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是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期间，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的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沦陷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个人本来予我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早已经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对于母亲曾经去过香港与自己相聚的这段往事，张爱玲后来极少提起。她一生的文字里，更是从没有提过母亲的男朋友。张爱玲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有两种可能，最合理的一种可能自然是古老礼仪中，子女对母亲的情事自当三缄其口，非礼勿言；另一种猜测是张爱玲在骨子里大概还是认定从一而终这件事，所以她一方面赞成母亲离婚，另一方面却又不以母亲的男朋友为然，为了回避这个，甚至连母亲赴港小住这段事情也只字不提。直到1984年《倾城之恋》在香港再次公映，张爱玲才在给公众的感谢信里披露故事的原型。
对于黄逸梵的美国男友之事还是我们从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录让我们窥知了真相；
张子静回忆道：“另外我的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40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好像叫维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见过母亲这位男友的，但她从没有对我说过，也没有在文章里提起。……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1939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收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1941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于她是个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后来才知道她去了印度。……”
大家闺秀的矜持，理所当然。倒是张子静多年后揭穿母亲男友这件事，这虽然对后世“张迷”们的考证有利，但张子静却似乎要背上不孝的罪名了。
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子静生性又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表哥处听来、或就从别人处听来、或就是从张爱玲的文章里看后，理清思路再做回忆的。张子静在后来的一些被采访的零乱记忆、以及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回忆录，都给后来的“张迷们”、“张学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考证依据。
在香港与母亲的告别之后不久，张爱玲又面临了另一次离别——这一次离别并不太伤感，因为那个要分别的人其实并不太亲近——这就是她的监护人李开弟。
李开弟他要离开香港去重庆，所以转托了另一个朋友照顾张爱玲，这个人也是个工程师，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宿舍之一的舍监，因此就住在他监管的那个宿舍里。
这位工程师、港大的老师、男生宿舍的舍监、李开弟的朋友、张爱玲的新的监护人是福建人，国语不太纯熟，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时，打量了她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来着……”
张爱玲愣了一楞，反应过来，自己先笑了：“鹭鸶。”
“对了。”那舍监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有着高挑的长腿、纤细的腰围、鹭鸶的美丽身材。
——我一直在猜，这个新的监护人是不是就是张爱玲的作品《第二炉香》里的罗杰？？
在《第二炉香》的小说里，罗杰是一个40岁的大学教授，教了15年的化学物理，做了四年的理科主任与舍监，就住在学生宿舍附近，便于照应，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因为娶了一个不知“性”为何物的纯洁女子而被误会，被不由分说地冠上婬虫的名字，最后郁闷的开煤气自杀了。这个角色是不是就是张爱玲新的监护人的影子呢！？
小说里关于校园和宿舍生活的描写、学生们利用舍监的疏防去跳舞、对舍监的取笑等等，显然是取材于张爱玲在港大的生活，让我们不由自主的要去让角色对号入座。
整个的对“浅水湾”的记忆就是《倾城之恋》的记忆，也是对母亲的记忆。
在港大的第三年，战争来到了香港，张爱玲看到了更为凄惨的人生一幕，这让她接触到了生命的底线，直面人生中最本质的一面。
注：今天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将是我们的祖国母亲的60华诞生日，在这里祝愿我们的祖国昌盛，祝愿我们的母亲强大，祝愿我的朋友们幸福、快乐、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