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经千岛群湖，从北面南下夏威夷群岛，1941年12月7日深夜，三百六十架飞机偷袭了珍珠港，击沉四艘美国战舰，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日本就控制了太平洋。与此同时，日军还在马来西亚半岛北端的三个地点登陆了。在菲律宾，日军几乎与空袭珍珠港同时，开始登陆。不久后。他们就占领了马来西亚半岛，马尼拉，几个月后就占领了整个菲律宾。
珍珠港事变之后，战火也被日寇燃到了香港，香港也被拖进了战争的沼泽之地，这是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一役：对驻守香港的英国殖民军队发起了强攻。战争来的如此仓促……
太平洋战争真的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挈女地哭嚎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张爱玲埋首书本的寒窗生活，战争就是以这样荒诞派的开场白、就这样直白的进入了张爱玲的生活，令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真实的感觉……
香港之战的清晨，人们在混乱中醒来，不到九点，飞机飞来轰轰机声听起来十分的刺耳，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一颗颗炸弹从空中投向地面，一颗颗炮弹又从地面射向空中，空中地下一片爆炸声，仿佛天地都要炸裂了。
张爱玲的学校在半山，校方生怕偶有炸弹射中，舍监会组织同学们向山下转移。这些学生还无法理解战争的意义，无法理解战争的性质，更无法理解战争的恐惧与伤亡，甚至于大家在惊悸的兴奋中享受着战争带来的快乐、更享受着战争带来的刺激。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战争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初听战争开始了，港大的学生大都盲目、轻狂地乐得欢蹦乱跳，因为今天12月8日正是港大寒假大考的第一天，大考正准备开始，一颗炸弹就丢了下来，大考就这样被炸弹炸掉了！平白无故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无论如何，学生总是对考试存有着一种畏惧的心理。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筒在夜里看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然而很快，他们的感觉就变了，相当于战争的苦难来说，考试是如此的甜蜜。
对待战事，面对生活的巨大的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负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本性。同学们各有各的态度。张爱玲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居然还发起急来，说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却没有预料准备好打仗的“行头”。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以混淆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的视线。战时的军人、政府官员、官太太都时尚穿着黑色大氅，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张爱玲不由的想，自己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特地翻出来穿，她这会儿对这些并不在意，正如她对战争的发生亦不在意一样，虽然港战对她前途影响甚大，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办法再去计较了。
一个炸弹落下来，掉在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赶快避下山去。那个父亲买下一个马来岛的小公主苏雷珈对衣服也是情有独钟，在这样的急难里苏雷珈还是并没有忘记把他最显焕的衣服整理出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子设法搬运下山。
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时，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护士，还仍旧穿着赤铜底绿寿字的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虽然战争对苏雷珈是很难得的教育，可是，即使在生死关头，她还不忘记她的漂亮的衣服。可见，女人至于衣服，可能有这一种天生的嗜好。
英军的一座要塞紧挨港大，日寇的飞就在要塞顶空盘旋轰炸，张爱玲和她的同学们聚集在宿舍最下层的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过着禁闭式的日子，一大堆人挤在透不过气的黑屋子里，外面的炸弹落下的连绵不断的轰响，楼顶是英军机关枪“嗒嗒啪啪”像荷叶上的雨一样敲响在屋檐上，一串串响得入耳刺心。禁闭式的恐慌传染着每一个人，因为怕流弹，连做饭的大小姐也因为害怕流弹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张爱玲她们吃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每次吃饭，都让人有作呕之感。
是的，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一种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可是有许多书可以看，诸子百家的许多书、《诗经》、《圣经》、莎士比亚的书——正是大学教育最理想的读书环境。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谁还会真正有心思看书呢？张爱玲就是在这样的炮火下自己读书的。而同学们只拿这个读书环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做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在百般的聊赖中，在阵阵的炮火中，在每日清晨中，张爱玲便在这寒冷的饥饿中，品尝着这虚空的感觉。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张爱玲在炮火中读完了《官场现形记》，这本书张爱玲小时候就读过，这次在战火中重看，她仍旧能从中领略出新的以前没能够领略出的好处。惟一的担心的是炸弹来了，使她不能读完这本书。也许，“谴责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让你在笑声中与谐趣中品尝苦涩与辛酸。张爱玲不禁为古小说的魅力所倾倒。
香港大学终于关闭了。异乡学生若非参加守城，便无家可归，无处安身。张爱玲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洞去报到守城，领了顶铜帽子和证章。就这样港大停止办公后，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了宿舍，不得不去参加守城工作来解决膳宿问题。在回来的路上，便又遇到了一次空袭，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响起，大家在惊慌的尖叫声中慌乱的跳下电车，躲在路边的门洞子里。人家跑，张爱玲便也跟着跑，并不懂得所谓的“防空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该做些什么；她心里想着到底什么是防空员的责任，难道就是与老百姓们一起等着空袭警报的解除？？
又是一声呼啸，警报凄厉地响着，一架涂着日军徽样的轰炸机已经俯冲过来，就在头顶上，张爱玲挤在防空洞的洞边上，望着门洞外面明晃晃的日光下冷清清的街道，到处是那种单一的阳光的亮与白，就连孤单地停在路边的电车里，也是蓄着满满的光，给人一种原始的扩大无比的荒凉。
张爱玲想：难道自己就这样将与陌生的人群挤在一起走向永恒的死亡吗？可是，若是与自己的家人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这时候，父亲、母亲、后母、弟弟和姑姑，一切的一切，愉快与不愉快，也统统化作了一片空白。她正这样没有目的的想着，有人大喊一声：“模地，模地。”磕磕绊绊中还没有蹲下来，飞机便俯冲下来，“轰”的一声巨响，就在头顶炸开。余音缭绕很久，大家才长吁一口气。张爱玲抬起身子，知道自己还没有被炸死，竟也感觉不到生还的喜悦。门洞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抬头看出去，天依旧是浅蓝而明净的，它毫无理由地就被送到死亡的面前。
突然抬进一个大腿上流着血的青年店员。这颗炸弹投在对面的街道上，就是冲着这个青年目标来的。而这个青年也还是很得意，自己没有被炸死。
等到警报解除后，大家又争先恐后地挤电车，和逃命一样积极和勇猛，人们那么容易健忘地又投入到生活，哪怕刚刚从死亡身边走过。张爱玲捏着手中的电车票，望着人挤人的车门，光顾冥想着，最终被电车留在了原地。
防空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在那里被她发现了一本《醒世姻缘》，张爱玲一边翻着，一边又担心能不能在炸弹下来之前把它看完。字印得极小，灯光又是昏昏的，但是张爱玲想着，如果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到什么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张爱玲如饥似渴地读着《醒世姻缘》，一连几天看得头都抬不起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张爱玲只是一个劲地想着：“至少等我。”
后来，张爱玲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渐渐地都习惯了战争，似乎大家从很早起就与战争结下缘份。张爱玲随着学校的队伍下山时，对于战争的最初的具体感受就是想睡觉。从香港之战开始的早晨她就没有睡好觉。以后几天都是在炮火中惊醒。对于战争，张爱玲她觉得自己完全是一种超然的态度，她在回忆中写到：“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就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还没完没了地抱怨着，但到底还是睡着了。”这里张爱玲告诉我们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
在参与反战的工作中，张爱玲像一个战地记者般地细细地观察着她身边的事，使他最受感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从中国来的艾芙琳，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但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遭轰炸时，艾芙琳第一个受不住，大哭大闹，歇斯底里起来，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边的女生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比发生在身边的战争还要可怕。张爱玲从艾芙琳身上看到了一种健康的悲观，是人的本能的驱动。她是那种事实即要来了，就去迎接它甚至提前预算的人，宿舍里的存粮就要吃完了，但艾芙琳比平时吃的更多，还劝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就没得吃了。同学们想实行分配制，她百般阻扰。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伤叹，因此而得了便秘。
与艾芙琳截然相反的是炎樱，简直就是贼大胆，绝不把明天的痛苦提前到今天的晚上。炮轰枪鸣，她会冒死去看电影——看那种不动脑筋只顾张嘴大笑的五彩卡通片——回到学校又独自上楼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浴室里从容地泼水唱歌。那歌声嘹亮，那歌声满不在乎地嘹亮着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炮火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还是满不在乎的。张爱玲非常钦佩自己这位挚友的胆量，简直如同一个战场女神，歌声与炮声伴奏，真是一个昂然的人生态度。张爱玲从炎樱身上看到了人性亮丽的一面，虽然她也私下劝炎樱注意危险，但如果不是与女生们在一起，她也许与炎樱一样去享受战争中的生命快乐和刺激。
还有一位同学不停地抱怨着：“我本来是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笑嘻嘻地说：“不要紧，等打完仗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我很乐观。”炎樱的机智与她人的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这战争中的一切变化，人们的心理反应，智慧与黑暗，张爱玲都细细地观察，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们的众生相，并写了一部传世作品《烬余录》。
还有一位叫乔纳生的华侨同学，他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在他的身上，充满了年轻人的狂热、偏执、与浪漫主义。他大衣里只有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恼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他也因此大发感慨——“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命。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数！”一幅少年不知愁的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这真可谓是“残酷的浪漫主义”。
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见他起锅炸茄子，就替他的膀子而难过……因为这是艺术家的膀子……
而对张爱玲心灵触动最大，让她对人生的本质和对战争的本质产生困惑的是那个张爱玲喜欢的教历史的佛朗士教授的被枪杀。在张爱玲眼里，佛朗士是“一个先生，一个好人”，他的死是“人类的浪费”。佛朗士先生是被自己人打死的。他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什么有趣的历史事件，太过专心了，就像他平时讲课前总要凝神集中一下自己的思路再滔滔不绝吐出滚滚历史见闻一样，终于没有听到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张爱玲记得每逢志愿兵操演，佛朗士先生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学生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竟“练”得一去不复返。而且，他又是如此最无名目地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怀着哀悼的心情，张爱玲不禁想起先生的一些掌故：佛朗士教授是一个爱喝酒的、豁达的人。他又是一个彻底了的中国化的人，佛朗士也实在是一个“很有趣”、“很有个性”的人物。张爱玲对先生的学问也是相当的欣赏。先生研究的历史很有独到的见解，本来还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战争竟是如此的残酷！佛朗士老师死了，这是最无名的死，算不算为国捐躯，即便是“光荣殉国”，原本他自己对英国殖民地政策也并无多大好感，一个大大的好好先生就这样的死了。佛朗士教授是张爱玲读书以来最为欣赏的一位教授。
战时的港大有不少学生殉难，当时所颁授的十四位医学学士中，就有两位死于战乱；教员中亦有许多人殉职，也包括这位张爱玲爱戴的佛朗士教授。
在战争时期，张爱玲缺吃少喝，也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是美国《生活》杂志，模上去又冷又滑。外国的人，外国的枪炮，外国的杂志，这时异乡的感觉格外的重了，幸好还有《官场现形记》和《醒世姻缘》陪着她。受伤的人在申吟“妈妈呀——”；多愁善感的学生拉长了音抒情“家，甜蜜的家！”；她不由地也想起了她的家，还有家人，妈妈、姑姑、弟弟、也有父亲。
——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
——人类生活的愚蠢与滑稽在战时一展无遗。在时代巨大的阴影里，我们连自己的渺小、慌乱的影子都不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