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年前，那是苏青尚未离开丈夫，夫妻就曾合办了个《小评论》。虽然因为经营无方，出版了两期就黯然收摊，毕竟也积累了些经验。更主要的是，现在的她已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她羽毛渐丰，眼界大开，再不是五六年前那个在《宇宙风》杂志社连小职员也做不好的冯和仪了；再不是那个饥不择食战战兢兢、凄凄惶惶四处托人到处找工作的可怜人儿了。此时的她官场也经历了，大人物也交往了，世面也见过了，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自信。一时间，她踌躇满志，她要做大事业，她要出人头地！
苏青喜欢干净利落，于是说干就干。她请汪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支持，陈公博即以可购买50令白报纸的5万元钱慷慨相赠。这是后话。
1943年10月里，苏青的“天地出版社”挂牌开张，同时《天地》月刊创刊。苏青集作者、编辑、发行于一身，在她那设在爱多亚路（后改为延安东路）160号601室的编辑部里，捋着袖子，手脚伶俐，眼睛闪光，嘴角挂着笑意，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光彩，仿佛浑身是劲，真的喜气洋洋。
杂志要生存发展，需要读者买账；要能吸引读者，则要靠作者实力。所以杂志在创办之初，苏青便首先忙着物色作者，在朋友指点下，初步定下了目标，便准备发征稿信。开始她想统一格式用油印，后因一时借不到油印机，结果就用手写了，也幸好如此，否则张爱玲就收不到那么一封有意思的约稿信了。
当时张爱玲正红时，《万象》、《杂志》、《紫罗兰》、《二十世纪》、《新中国报》等等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一时间，她成了上海夜空上的天黯星稀的新星。这么一位风头正健、正令文坛惊诧的作家，不知有多少家报刊要等着她的稿子呢，而苏青要以新创刊的杂志分一杯羹，当然是不大容易的，何况她与张爱玲并不熟。而当时跟她俩都熟的朋友似乎都在办杂志，恐怕他们似乎自己还在动脑筋如何拉到张爱玲的稿子呢，如何有暇顾及苏青。苏青当然只有自己想办法，而苏青又是聪明的。
苏青无意将《天地》办成纯文艺期刊，她在《发刊词》里从杂志的本意出发，说杂志乃是“取一切杂见、杂闻、杂事、杂物、而志之”，宣称《天地》的作者“不限于文人”，“所登文章也不限纯文艺作品”，作者“不论是农工商学官也好，是农工商学官的太太也好”，她都欢迎。苏青在发刊词里还写道：“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最后还要申述一个愿望，便是提倡女子写作，并写文章以情感为主，而女子最重感情。”
《天地》作者阵容十分强大，苏青把当时活跃在沦陷区文坛的自由派作家，从元老级的周作人到初露头角的施济美一网打尽，自然也就不会放过如日中天的张爱玲。曾任伪政府宣传部次部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即是官，又是文人，更与苏青是大同乡，本也熟悉，自然也不会游离苏青的视线。苏青也很服膺胡兰成的才华，邀请胡兰成撰稿，并不考虑胡兰成“亲日”的身份，也没有预测到胡兰成日后能给她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国家大事她管不了，也不想过问，她只要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了，她的文章就可以顺利卖出，她有了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不必依赖任何人，至于政治、党派，她并不在意，因为苏青要的是生存。
也就在苏青的四处邀稿下，无意中，一座鹊桥加起来了，给那无聊而寂寞的上海文坛平添了一段“佳话”，惹出了一出乱世男女情的悲剧来。这是后话。
胡兰成与张爱玲两人都对苏青的“这一次”约稿记忆深刻，分别在文章中提及。张爱玲是在时隔一年半之后所撰文中这样说起苏青：“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这一笑，便失去了矜持，消除了陌生——此时她俩还不相识，只是神交。
张爱玲对苏青的索稿信不由得看着要笑，然而她是喜欢苏青，因为她觉得自己懂得她，通过《结婚十年》，通过《浣锦集》，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支持苏青的第一篇文章，散文《论言语不通》。
苏青也果然是聪明的，能一语中的。她的消除距离的本事，张爱玲也已有话赞曰：“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
“言语不通自有言语不通的好。第一，言语不通就不会得罪人；这又可以分开两方面讲：一方面是因为你自己说不通就不爱多说话，不多说便不会多错；他方面是即使你说错了人家也听不懂，即使听懂了也会因为彼此言语不通而原谅你。……第二，言语不通，照样也可以达意。在电影盛行默片时代，张张嘴，霎霎眼，诸般动作，都可以代替语言。……第三，若是言语不通的两个人发生恋爱起来。倒应当可以说是‘情之正宗’。因为我对于恋爱的见解，总认为是‘心心相印’‘脉脉含情’来得深切而且动人，否则若是一味讲究‘谈’情‘说’爱，用最的动作来代替眼的表情，是在索然无味而且易流于虚伪。”
张爱玲自己也是不喜欢多话的人，这一番《论言语不通》，仿佛又是在替自己辩护。
胡兰成却是在十多年后写的书里面这样说：“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的，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得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躺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听他的口气，仿佛与苏青素为生平似的。其实他二人不仅相识，而且还不是泛泛的朋友。
胡兰成是因为他自作聪明，对时局的观点与汪精卫相悖逆，惹得汪精卫心下不快，结果撤销了伪行政院法制局。胡兰成原是局长，座椅没有了，只好站着了。不久，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胡兰成被特派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职务无甚实权，十天半月才开一次务虚会，胡兰成几乎等于赋闲了，所以他说他在南京“无事”。
《天地》月刊创刊号开市大吉。创刊号说是当月10日出版，其实8号那天就已经上市，待10号早晨各报将《天地》出版的广告刊出，更多的报贩直如过江之鲫，涌向杂志经销处。结果捷足者满心欢喜而去，迟到的人只能惆怅而归了。苏青见状，赶紧加印，可是不到两天又告售罄，仿佛全上海的人都来捧场了。洛阳纸贵，这等好事竟应在了她的身上。
那段时间可谓苏青的节日。忙，加上喜欢。在喜欢中忙着编辑第二期的稿子。这边张爱玲又赐了稿了，那边胡兰成也慨赠大文了。这两个人都是苏青急欲邀约撰稿的人，于是两人的稿子同上。张爱玲支持苏青的第二篇稿子是短篇小说《封锁》；胡兰成的议论文《“言语不通”之故》。
苏青做的事情有如“撮合”，或曰“黏合”——将张爱玲胡兰成二人的文章黏合在一本杂志里。于是胡兰成随便一翻，就“翻到一篇《封锁》”了。并且他“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做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了一遍”。犹嫌不足，于是将小说拿给朋友看，更写信去向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一定看到了胡兰成的文章了。胡兰成是写政论的老手，其文较之张爱玲的小说虽略输文采，却不让笔锋。
《“言语不通”之故》只有《封锁》的六分之一，话头源于苏青在《天地》创刊号上写的一篇幽默散文《论语言不通》。苏青故意“妄言”彼此方言不同的好处，而胡兰成则指出言语不通除了方言缘故之外的缘故，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封锁”——隔膜。
《“言语不通”之故》用的是时评的笔法，却三番两次以中外小说及古代笔记为例。一个做高官的人居然有——的闲情雅致，这不会不使写小说的人生出好感；文章里还有对日常生活中穷亲戚上门的描写，既能宏观整车柴禾，又能明察秋毫之末，这也不能不使醉心人情世故的张爱玲产生共鸣。
《天地》第三期上，只有张爱玲的一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而胡兰成却不见了踪影。不是他文思枯涩，而是心不在《天地》。不仅单从《“言语不通”之故》中可见应付之作的痕迹，而且他在本该为《天地》第三期撰稿的时间里，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一千字的政论，并且因为此文而激怒了汪精卫，被汪氏特工秘密拘押了。这是后话。
几乎所有的张爱玲传记，对苏青的背景介绍，基本都到此为止。其实“豪放女”苏青还有另外的一些事情，说来头绪蛮多的。
曾在旧上海十分有名气的一位老中医陈存仁，后来在香港写过一本《抗战时期生活史》，内中有一处记载，是与苏青有关的：
“当时因伪上海市市长接二连三的被暗杀，最后就由大汉奸陈公博亲任。自从陈公博做了伪府的上海市市长之后，情妇不少，大有醇酒妇人之意。曾经有一位发表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蔫’言论的著名女作家和陈公博有染，陈公博设法配给她很多白报纸，女作家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顾盼自喜，文化界一时传为笑谈。”
这里指的女作家，就是苏青。
那么，苏青究竟是不是汪伪二号大汉奸陈公博的情妇？查无实据，只是传闻罢了，但是她与陈公博关系确乎非同寻常。
两人的相识，有如传奇。
苏青曾在《古今》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离婚》，言论别致，引起了陈公博的注意，那时苏青的丈夫不肯养家，她自己又找不到工作，正是百般烦恼的时候，《古今》的老板朱朴就对她说：“陈公博看了《论离婚》，非常赞赏，你何不写点文章奉承奉承他呢，这样你找工作的事情就好办了。”
苏青求职心切，便写了篇《（古今）的印象》，拍了陈公博市长一马屁，发表在1943年3月的《古今》上。陈公博看了，心中自然有数。
陈公博后来听说苏青竟为职业而烦恼，就亲自写信给苏青，请她做自己的秘书，或者到“市政府”来做科室的专员。
苏青接到信后，担心陈公博对她别有企图，就不想做秘书，而选择了做专员，被安排在伪市府秘书处做事。这下，饭碗是有了，但代价是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不过这段“伪公务员”的生涯就有3个月，苏青便因撰文批评了“衙门作风”，而被迫辞职。
那时苏青已与丈夫分居，做了离家出走的“娜拉”，借住在平襟亚的家里。陈公博得知后，心有所念，给了她8万元做租赁房屋之用，让她有了安身之所。
闲下来的苏青不甘寂寞，想自办杂志《天地》，便去请求陈公博支持。陈公博给了她5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以买到50令白报纸，所谓“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就是指此事。
1943年10月，《天地》月刊创刊，“天地出版社”也同时挂牌开张，苏青自兼老板、编辑、和发行，一个人拳打脚踢。后来陈公博、周佛海及其妻子杨淑慧、儿子周幼海，均有作品在《天地》上发表。
苏青与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的关系都很不错。她甚至可以自由出入陈公博的官邸，陈公博也偶然找她诉一诉“文人从政”之苦，不过两人的关系仅此而已。
后来苏青之所以“落水”，（指疑是汉奸）起初仅仅是为了生存，与伪酋的关系也仅止于私交，而没有资敌通敌的叛国行为，因此战后“国民政府”并未追究她，但说她背景复杂应该是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人，向张爱玲走来，张爱玲未来的命运，并逃无可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