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那年，胡兰成去了北平，这一步，是他蛹化为蝶的关键一步。在燕京大学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使他大大的开了眼界。
据记载，胡兰成这时候有两个同学在燕大读书，给胡兰成介绍了一份为校长誊抄的工作。
那时的燕大，名流荟萃在校园里，同学们常常悄悄地指给胡兰成看：这是周作人，那是某某某，总之不是宗师，便是豪杰，胡兰成因自己志向未明，对他们这些名流只有景仰，对他们的课却也没有单纯慕名而听，比如他就没有听过周作人的课。这样，燕大虽好，却似乎并不是他所想要的，眼看一天天过去，他感到自己没有什么长进，情绪低落下来，在燕大只待了一年之后，胡兰成就返回了故乡，结束了他的“非典型”的大学生活。
说到胡兰成，我想到的是，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这是乱世里才有的聪明的人。胡兰成虽然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凭着他的聪明与悟性，完全通过自学，成为了一个学问家。
胡兰成有才气，有性格，在乱世里，想到即便是循规蹈矩地活，怕也是活不了多久，于是就恣情放任地活。果然，也就活出了个模样。
这样的人物，现代史上就不多了。民国是乱世，于是民国这样的人就多起来。从陈独秀，到闻一多为止，成为一个谱系。他们的为人、品质，其实都不一样，有的是极其刚烈的性格，有的是善于阿附的性格，惟有才气饱满这一点，他们这一类人极其相似。但是那些人们，比如陈独秀等等，是可以归类的，而胡兰成则不能归类。
1927年胡兰成从燕京大学退学，北伐军兴起后，胡兰成回到了浙江，先后在杭州、萧山两所专科学校任教成了知识分子。
1932年，他厌倦了教师的工作，返回家乡，这时候，他的发妻唐玉凤生病去世，家中无力下葬，他四处苦苦告贷，竟求助无门，最后在干妈那里借得60元，还遭来一通奚落与鄙夷。此事对他刺激甚深，从此放弃了任何正义感，一心只想往上爬。
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的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了，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如此冷血的人，日后在政治上的表现种种，也就可以索解了。我们再去看看后来大动乱时期，胡兰成的人生轨迹。
之后，胡兰成又南下广州，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又做了五年的中学教师。这之后胡兰成更是不安于三尺讲台，经常对时局发表看法。写东西也常常爱用一些时髦的字眼，比如“兵气”、“民间起兵”、“开创新潮”等等字眼。
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广西的桂系第七军发动兵谏，要求中央政府抗日。胡兰成由于当时是中学教师，又有一手漂亮的文章，又有满月复的才华与学问，又有着年轻人的锐利与机警，自恃于雄才与大略，又常在报上发表对时局的评论。
这一年应国民党第七军军长廖磊的聘请，任中学教师之余请胡兰成兼办《柳州日报》，在报纸上为军长廖磊发表鼓吹兵谏的文章，这是胡兰成开始崭露“政论一支笔”的头角与号称，而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在办报的过程中，“两广事件”旋即受挫，胡兰成又因不遗余力地鼓吹亲日思想的一篇政论而惹下麻烦。5月，“两广兵变”失败后，加上就因《柳州日报》的这一篇亲日政论胡兰成而被当局抓到桂林桂系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部，受军法审判，监禁了33天。后来因为白崇禧惜才，才没有再为难他，白崇禧给了胡兰成500元，算是礼送出境。
没想到这次的文字贾祸，却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注意。反而给胡兰成带来了更大的“上行空间”。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规律，使胡兰成的人生又上了一个台阶。
胡兰成亲日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汪精卫的目光，被汪精卫看中，具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请他为《中华日报》撰稿人，接受邀请后他便奔赴上海就职。
自此胡兰成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举升迁为汪精卫的心月复与栋梁，走上了官宦仕途的第一步，也是成功人士征程惯有的第一步：御用。
1937年，汪精卫又让胡兰成在自己主办的亲日报纸《中华日报》的社论委员会任总主笔，可谓信任有加。胡兰成在汪精卫的喉舌报《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任总主笔后，大肆展开卖国求荣的舆论攻势和思想侵略，当时这是一份亲日派最重要的报纸，《中华日报》上洋洋洒洒的社论皆出自于这位才子之手。
不久之后，胡兰成在《中华日报》上写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一篇《论中国手工业》，一篇《分析该年关税数字》，这两篇文章使胡兰成的人生又上了一个台阶，并被日本的报刊《大陆新报》译载。这样一来。胡兰成就更是引起了汪系的高度重视，自此他成为了汪系的主力干将，且日益扶摇直上，再回首乡村“惨绿少年”的种种凄凉，则如同恍然隔世。
1938年初，沪战爆发后，胡兰成又被重用调到香港《南华日报》，汪精卫将他调到香港的汪系《南华日报》任总主笔，以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卖国高论《战难·和亦不易》。不过，此时的胡兰成的名气虽大，却无任何政治实力，经济收入也很可怜，月薪只有区区60元。
就在胡兰成弹铗抱怨之时，机会又来了！
汪精卫这时，叛国已是箭在弦上，急欲组织伪政府，有意延揽胡兰成做他的“文胆”。汪精卫通过亲汪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从中引线，派亲信陈春圃带了亲笔字条给胡兰成：“慈派春圃同志代表汪兆铭向胡兰成先生致意。”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不久后也来到香港，也想顺便见一见胡兰成。经过打听，方知胡兰成的月薪微薄，生活艰难，且患有严重的眼疾，无法面见“夫人”。陈璧君严厉斥责林柏生埋没人才，亲自将胡兰成的月薪，由原来的60元一下子就加到360元，还附送了2000元的“保密费”。
对这样的笼络，胡兰成心领神会，欣然受之。自此，胡兰成正式上了汪记的贼船。
这以后，汪精卫开始鼓吹“和平运动”，他最需要的是吹鼓手，胡兰成的地位随之急剧上升。此时《中华日报》又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为汪伪宣传定调。委员会主席是汪逆本人，总主笔又是胡兰成，他手下的一批撰述，个个都是“名流”，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胡兰成在南京伪政府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还短暂的担任过汪精卫的侍从秘书，可以直接向汪精卫本人进言。汪精卫很“赏识”他，呼他为“兰成先生”，常向他“殷殷垂询”政见。
其时，他俨然是汪精卫嫡系“公馆派”中的栋梁，在汪伪政府中的位置，要远远高于著名“文胆”陈布雷在蒋介石那里的分量。
胡兰成把汪伪当做“新潮”，以“布衣卿相”而沾沾自喜，在上世纪70年代写自己的自传《今生今世》时，还津津乐道于自己是“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的荣耀。
他的这一生，颇多荒谬，是他自己后来曾说，解放初他一度化名留在大陆，还差一点经梁漱溟引介去见*。
到了1980年初，在*访问美国、日本之后，他还在日本写了一封致*的万言书，纵论天下大势、中西文明优劣和中国经济问题，洋洋洒洒一大篇“之乎者也”——当然不会有人理睬他。这是后话。
不过，当时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傀儡政府成立后，造舆论的位置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地位自然下降了。加上胡兰成一贯恃才傲物，得罪人甚多，渐渐地，也不讨汪精卫的喜欢了，至1943年，实际上已经被冷落了。
然而胡兰成自负才干，不甘屈居人下，刚一站稳脚跟心里不爽，就又瞄准了更大的主子，越过汪精卫直接搭上了日本人。据说就是因为被日本人翻译转载的《论中国手工业》、《分析该年关税数字》这两篇文章和日本人勾搭上的。
胡兰成他这个人，是坐不得冷板凳的，旋即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与日本军界对战争前景不乐观的少壮派频繁接触，又把他自己攻击汪伪、预言日本必败的文章翻译成日文发表，引起了一些日本军人的瞩目。
此时，汪精卫因日军在战场上已渐露战败之象，与日本人正在互相猜疑之间，见这些文章发表，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大为紧张。大概是怕日本人“换马”吧，汪精卫一怒之下，将胡兰成逮捕了起来。
还有一种版本是因为伪政府内部人事倾轧，说胡兰成直接搭上了日本主子而犯了越级之罪，惹怒了中国主子汪精卫而被关押起来了。汪精卫的政治手腕虽然在蒋介石面前屡屡败北，但是对付轻狂的文人胡兰成还是绰绰有余，胡兰成很快就被关押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胡兰成入狱后，一度绝望，以为此番性命不保，后来在日本军人、以及日本朋友池田的强力干预下，方才获释放。他与张爱玲的相识，就在这此后不久。那时，他的行动尚不自由，正在南京的家里休养。
追溯胡兰成的人生履历：自从1939年离开香港《南华日报》回到上海，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次年就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汪精卫秘书侍从等。1944年又应日本人之邀在南京主编《苦竹》杂志，（这时已经与张爱玲结婚）后又赴武汉任《大楚报》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香港逃亡日本。
1974年胡兰成回到台湾。1981年7月25日在东京病逝，著有《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等等。以上这些书早就在大陆开放出版，还有一些书只在港台出版。没有引进大陆。
胡兰成著有《中国人的声音》6.5万字，据说是当年十分火红的书籍，售书价为当时上海的储备劵700元，还有《中国问题与日本问题》售书价600元、《文明的传统》为300元、《华莱斯之言》、《蒋介石元旦演说》、《运动之展开》、《感情的贫困》等等当时最流行的政治书籍。书价也是当时惊人的。
胡兰成的“声音”很杂，在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屡屡判断战争。在他的《超于战争》这本书里，他说：“我看战争还不能结束。”他的预言使抗日战争艰难的进行了八年。
在《新中国理想与实践》里胡兰成满怀信心地写道：“中国是有希望的，就因为有这样的人民。”他的预言使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还写道：“日本是应当拿它的文明到世界各地去发展开来，然而日本人向来看重他们的武力更甚于看重他们的文明。”一语道破日本的军国主义。
1945年元旦，胡兰成在评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里反驳蒋介石的“十年建设计划”。他大胆地做了元旦预言：
“可是这次战后，北伐革命的遗产已经全部消灭了，再要统一，必须另有一次大革命，在这样的革命里，首先便要革掉蒋介石的政权。所以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里写的十年建设计划，不但没有实现的可能，历史将连给他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多么精确的预言。事实是蒋介石真的连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胡兰成的这一预言给蒋介石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而今天事实证明胡兰成的预言是极其的正确。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胡兰成的政治嗅觉，和睿智的头脑。
就像当年他嗅出汪精卫必然倒台一样，暗下里去寻找他的新的主子
也就像他早早地就嗅出日本人必然要从中国滚出去，他提前筹划潜伏出逃，成功地逃月兑了人民的惩罚
据闻胡兰成写作为文，从不起草，一挥而蹴，倚马可待。稿成，亦极少改动，故有“大笔如橼”之誉。办报时，每周至少两篇社论，都由他自己执笔，因其文笔犀利，常发表旁人所不敢言的言论，每令报纸原刊社论之版面出现空窗——因社论观点激烈而被抽而不发，又并无预备稿替补，遂只得留着空白，这就叫“空窗”。同仁有规劝其稍事隐讳以免触犯当道禁忌者，他回答人家：“报纸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报刊之特色。”可谓狂狷本色，自负至极。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迎头相撞”，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彼此就已耳闻对方大名。
而且在张爱玲这一方面，实际上距胡兰成要更近一些。这时候的苏青很是推崇胡兰成，听说胡兰成被捕，就跑到周佛海家，去为胡兰成说情。陪她一起去的就是张爱玲。
胡兰成和苏青早就认识，在他这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张爱玲是因为从苏青那里久闻他的才名，对他的处境动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苏青一起到汪精卫的另一个同道者周佛海家，为胡兰成说情。当时的周佛海是上海市市长，也传说苏青是周佛海的情人，由此苏青在解放后的很多年为了她是周佛海情人这一传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狠吃了后半辈子的苦头。这是后话。
周佛海他也是一个亲日派的大汉奸，周佛海是汪伪政府中与“公馆派”相抗衡的另一派势力，对胡兰成早就嫉恨在心，所以这次说情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苏青在张爱玲的陪同下去南京为胡兰成说情，说情一事虽然未奏大效，这时候张爱玲还不认识胡兰成，不过张爱玲此行倒是不寻常，她平日是根本不可能做这类事的，即使这次是个陪伴，也说明她对胡兰成的才名有了起码的认可。也可以说在张爱玲年轻的女人心里，第一次为一个男人的生死而牵挂了一回。
而此时，胡兰成也尚不知这世上还有个张爱玲。他热衷仕途，不好文艺，对走红了一年多的女作家张爱玲毫无所知。
但是胡兰成后来知道此事后，将信将疑。他在自己的自传《今生今世》里写道：“她听闻我在南京下狱，她竟也动了怜才之念，和苏青去过一次周佛海家，想有什么法子可以救我，我听了只觉得她幼稚地可笑，一种诧异却还比感激更好。”
胡兰成心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张爱玲从来“不见人”的，怎么会愿意跟着一个友情不深的人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去为另一个也不认识的人说情？这好像是不可能发生在张爱玲的身上。二是张爱玲与苏青是什么时间到周佛海家的。
胡兰成于1943年12月7日成为阶下囚，次年1月24日被日本人救出，也就是说，张爱玲与苏青是在这一个半月期间去周佛海家的。中间隔了一个元旦，不知她们是否借了拜新年的机会。
后来张爱玲说到看到周佛海家那么多值钱的东西都其气不扬，没有喜意，只觉得宁可不要富贵了。胡兰成暗自思忖：张爱玲确实去过周佛海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兰成的敏感、多疑、敏锐、聪慧。
其实苏青与胡兰成是大同乡，关系十分密切。苏青与周佛海的关系也甚为密切，所以苏青到周佛海家去为胡兰成求情，应该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不正常的是像张爱玲这种“人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为什么愿意陪同，我也纳闷着这件事情。动力在哪里？？？
人生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弧线，回眸胡兰成与张爱玲的人生线，在这一时间的定点上，张爱玲在高处，胡兰成在低处，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相遇的联系。
胡兰成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人，有放恣充溢的情感，却无法聚拢来固定地寄放于一物一事一人一处，他的情感是恣肆的，无法驻脚的，没有驿站的。大而言之，是对祖国民族大众，小而言之，是对婚姻家庭情人，甚至于对他自己也是这样。在汪精卫处的吃瘪，反而使他投靠上了更大的主子，直接与日本军政要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大主子出面周旋，傀儡汪精卫哪敢有二言？
后经日本人的出面干涉，胡兰成被释放了出来，但是在汪精卫与日本人未达成妥协之前他仍然赋闲在家，借养病的名义暂时在南京居室石婆婆巷20号自己的寓所等待时机。这一次胡兰成赋闲在家成了有名的逍遥派。
就是这个时候，在南京石婆婆巷20号家中的院子的草地上，就着冬日昏昏的太阳，胡兰成悠闲地躺在一把藤椅上，看苏青从上海给他寄来的《天地》月刊，上面有张爱玲的一篇小说；《封锁》。冥冥中一切仿佛都有了定数。
一个知识分子，却不是思想的人、不是学术的人，亦不是文学的人——来无源流，去无归属，是乱世里的一粒灰尘在飘荡。而民国的人物恒河沙数，偏偏就是他，撞上了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