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上海庆贺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中，静默了几日，自从上次胡兰成从武汉回来自己和她谈了他与汉阳医院周训德之事时，她的心中已有小隙。面对胡兰成的冠冕堂皇自鸣得意的妻妾行为，她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默然，她是一个现代的独立的女子，她不是传统妇德治下的小周，就是做妾也默然接受，她的头脑中从来没有妻妾共处的念头。爱，永远是两个人的事情，三个人共处就不再是爱了，而是占有、轻薄与不珍重。
此时，她被小周的事情弄得心神不宁，这也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张爱玲的内心里被这个事实重重地刺伤了。说到底，她是不能接受多妻主义。她要求完整的、真诚的爱，别人可以是别人的事情，她可以理解，但是她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这正是后来她与胡兰成最终分手的重要原因。这是后话。
“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这是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心经》里的内心独白。但是她不愿意就这件事说什么，张爱玲的性情向来不喜欢为零零碎碎的小事伤了大事体，况且她与胡兰成也是新婚不久，也是刚刚又相聚了两个月，必不会为这类小龌龊伤了夫妻感情。然而她又不甘心完全隐藏自己的不满，就像上次说了姑姑单位的外国人要和她相好的事情，说过以后，她心里亦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平衡。
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对于效果，张爱玲很久以前作为旁观者时就有很清醒的普遍的认识。她在她的作品《借银灯》就这样写道：“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为，他的妻子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个问题也不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胡兰成也果然如此，知道她也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也没有真放在心上。其实，这恰好是给她对小周之事的沉默做了解释，她不是不妒忌，没有脾气，只是尽量忍住而已。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政治生涯也历来没有过高的兴致，从某个意义上讲，她反倒希望胡兰成能够月兑离政治，清清白白做人，顺其本性习文弄字，强似他在宦海中被动浮沉。胡兰成，他掉进了晚节不复的深渊，这是他的咎由自取；而张爱玲，却是糊里糊涂牵着胡兰成的衣角跌下去，所幸，跌得还不算深。
这时候的她，还是担心着逃亡中的胡兰成，是否安全，是否带足了钱。挂念之情还是可以相见的。
9月里，是上海少见的艳阳天，人人都在喜庆太平的重临，张爱玲的心情却是暗淡的：今后的所有的事，都是未知的。
这期间，张爱玲只是在家中悉心修改电影剧本，并开始构思她的其他的长篇小说，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正当胡兰成与范秀美在远山僻野中享受男欢女爱的时候，张爱玲却在上海的爱丁顿公寓里思念着胡兰成，并为他的安危整日地提心吊胆。
张爱玲身在上海，心里却一直牵挂着落难他方、生死未知的胡兰成，张爱玲此时已经有半年没有见到胡兰成了，在这逃亡期间，斯家老四斯颂远经常去上海跑生意，胡兰成给他带过一封长信给张爱玲，就算是报平安吧，但是文字晦涩难知详情。
“乡下现在连我也过不惯了。”胡兰成在信里写道，情绪很沮丧的样子。
张爱玲对姑姑说：“胡兰成在乡下闷得要发神经病了。”
姑姑皱起眉头：“又何至于这样？”
等到斯颂远再次送信来给张爱玲说：“乡下多一张陌生的面孔，就会引起注意，为了安全，我们已经把胡兰成送到温州亲戚家里去了。”
在这期间，母亲也有信来，说她已经离开了印度，本来想回国，可是又在马来西亚耽搁下来。张爱玲去信告诉母亲，自己没有去港大复学，还是想继续写作。母亲回信骂她“井底之蛙”。
姑姑倒也不赞成张爱玲出国去读学位。张爱玲只是把留学当做最后的一条出路。眼下看英国正在战后恢复中，情况不大好，不宜去，去美国就更没有什么把握了。
她还是决定稳扎稳打，在家里给国外报刊投稿，但是总模不着门路。
这时候的张爱玲还去了美丽园一趟，看看胡兰成家中有什么情况，她对青芸说：“我看他信上非常着急，没耐心。”说着，竟然流下泪来。
青芸沉默片刻，说：“他没耐心起来就没耐心，可是有耐心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呀！”
日子还是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张爱玲除了想在创作上闯出一条路来的苦闷以外，她终日足不出户。
等到斯家老四斯颂远再次来到上海，提起胡兰成，张爱玲又流下了眼泪。
斯颂远说：“想念得很吗？可以去看他一次。”
张爱玲只是淡淡地一笑，把话题岔开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说到胡兰成，斯颂远忽然不经意地说：“听他说话，倒是想起小周的时候多。”
张爱玲“哦”了一声，没动声色。
是啊，她自己一直没有问小周究竟怎么样了，但是她的头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决定要去找胡兰成，当面问一问胡兰成，究竟想怎么样？选择小周还是选择我？？
胡兰成的态度老是不确定，张爱玲觉得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写信没有用，他现在什么话都不敢清清楚楚地说。
姑姑不赞成张爱玲去找胡兰成，因为以前在抗战中的时局，虽然派系林立，政系纷争的局面，只要说起谁是为日本人效命的汉奸，正气之人都是不齿的，如今抗战胜利了，这些人就更明确地成为全民族的叛徒与敌人，心中的担忧，以及担当的风险也就可想而知。
但是姑姑也没有阻拦，只是劝张爱玲做一件蓝布棉袍上路，要特别加厚的。
张爱玲就捡了最刺眼目的一种翠蓝布料，做了一件加厚棉袍。
斯颂远年底从上海返回浙江诸暨，正好带她一同走，让张爱玲在自己的家乡诸暨过了年就可以带着张爱玲去温州了。
临行，姑姑很不以为然，打趣道：“你给人家卖了，我都不知道了。”
张爱玲说：“我一到就写一张明信片来。”
斯颂远带着张爱玲这一路走得很辛苦，一出上海，就坐了运货的列车，旅客都坐在行李上，没有车门，一路上朔风呜呜地吹进来，把头发吹成一块灰饼，用手梳都梳不开。
后来又乘船、又乘独轮车，在一无遮拦的旷野上一走就是一整天。不过，天气很好，江南的田野也很美，有碧绿的菜畦、亮蓝的水塘……
就这样，年后，斯颂远特地带上夫人、孩子、陪着张爱玲来到温州这里。
以上，张爱玲去温州寻夫的版本是公开了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里记述的张爱玲到温州找胡兰成的经过。在2009年4月以前没有公开出版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时，所有的版本都是下面这样叙述张爱玲到温州的情形：
“半年以后，张爱玲辗转从胡兰成的一个南京密友那里打听到了胡兰成藏身的地方以后，她单身一人，于1946年2月从上海到温州去找他。张爱玲从上海到温州，走着陌生的路，看着陌生的人。”
自从2009年2月《小团圆》在台湾公布于世，转而2009年4月在大陆公开发现后，张爱玲这一温州行径得到新的修改。张传的所有学者们根据张爱玲自己的描述，修改了张爱玲这一重大温州行踪的确认。
胡兰成在温州这个地方又如此苟且了2个月，然而，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人，已有半年不曾谋面的张爱玲，突然出现在温州、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时候的时间是1946年的2月，正值江南春寒料峭的时候。
张爱玲是从上海千里迢迢找寻到温州来的。自从胡兰成在上海与她匆匆相别，惶惶不知来日，所以也没有留下任何地址与可能的联系线索。后来他逃亡在绍兴皋埠、杭州、诸暨、金华、温州等地转来辗去，也是居无定所。与范秀美在温州同居以后，算是稍微安定了一些，但是他始终没有与张爱玲联系，大概是怕她走漏消息吧。但是据胡兰成自己的回忆说，他是将自己的藏匿情况告诉过南京的密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不思念、不挂念张爱玲，无疑是他不与张爱玲联系的最主要的原因。
上次上海一别，两个人的心中虽然已有芥蒂，但张爱玲还是以理性的态度接受了这一事实。前事可以不咎，但此后却应当有个明白了断。
当时张爱玲虽然没有向胡兰成提及小周，但并不等于张爱玲已经放下了这件事情。她这次寻来温州，也是希望胡兰成能与她尽释前嫌，两个人重回从前那种恩爱欢悦的时光。
张爱玲并没有嫌弃胡兰成是当局的缉拿罪犯，因为胡兰成是她一生中她爱过的唯一的男人呀，又是她的丈夫，她能怎么样呢？她虽然有诸多不满意于他的地方，但是一想到他在逃亡受难，她的心里又是牵挂不止，她不知道他会遭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所以一路赶来，心情很是急迫，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兰成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叫范秀美的女人。
张爱玲的到来令胡兰成大吃一惊，心里一惊，非常意外，立刻就不高兴了。我想，他还是怜惜张爱玲的，也是不愿拖累她，恐怕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怕拖累张爱玲的真情，他觉得他不敢受她如此厚意，可男子汉的盛气又使他不肯示弱，于是佯装发怒，粗声粗气地骂她：“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此时的张爱玲一腔柔情顿作委屈。
胡兰成没有想到张爱玲会来找他，更没有想到她能够这么快的找到他。夫妻患难相从，千里迢迢只为一聚，真情实感的夫妻理当如此，然而胡兰成觉得他与张爱玲不宜如此世俗做法，他眼中的张爱玲依旧是流着贵族血统的小姐，他与她只宜在没有背景的封锁中相聚。时过境迁，人已非昨日之人，情也非昨日之情了。
其实，我们分析胡兰成此时有好几种心态不愿见张爱玲，更不愿意在此时此地见到她。一来是不愿意张爱玲来搅他的好梦，二来不愿意张爱玲看到他落魄乡间的样子，三来怕政府缉查人员跟踪而来。胡兰成后来在他的《今生今世》里词不达意地胡说什么怕拖累妻子，实际上他怕张爱玲连累他倒是真的。
一般大多数的张传作者，都认为是第一种原因，胡兰成自己解释是第二种原因。其实，是第三种原因怕暴露行踪，恐怕才是他恼怒的真正原因。
其实张爱玲与他的关系尽人皆知，在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如果无人知道胡兰成的藏匿之处，就更谈不上连累。我想，是胡兰成心怀鬼胎，既怕她看穿了他到处留情的丑陋嘴脸，又怕当局的人跟踪而至，找到了他。
其实这次张爱玲来，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探望胡兰成，她终于想透了，不能与另一个女人共享一个丈夫，是来要求胡兰成做出选择的。这里大家都知道，她所说的“另一个女人”，不是今天的范秀美，因为她目前还不知道范秀美的存在，而是去年的周训德。
真不知道这里的风流故事早早地又换过一个女主角了。
可怜的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