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一个不喜欢严酷的人，所以自知自己永远成为不了一位“革命女性”，所以张爱玲选择了离开；
张爱玲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所以张爱玲选择了离开；
张爱玲也不想今后每一件作品都要套上她并不喜欢的“人民装”，所以张爱玲选择了离开；
张爱玲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所以张爱玲选择了离开；
张爱玲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所以张爱玲选择了离开。
在张爱玲的申请获得批准后，张爱玲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带着姑姑留给她的家族相册，（后来这本相册作为张爱玲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发表，这是后话）甚至连自己的小说手稿都没有带就匆匆离开了祖国，她连自己的弟弟都没有告别，就匆匆离开了祖国。
张爱玲先至广州，然后去香港。张爱玲赴港，尽管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可是没有人不知道张爱玲永远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人。从赴港时她对新政府的态度中也可见一斑。她曾在自己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临行絮事：
“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国家是禁止黄金外流的。我身上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我说这是包金的饰品，检察人员要检查弄清这个是不是黄金饰品，是不是真的只是包金的饰品。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包裹的金子又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着白色。他瞥见张爱玲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的。”
张爱玲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等夸语。她自己也确是从来脂粉不施，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很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张爱玲还回忆说：
“幸而调查的很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马上就和颜悦色起来，因为我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王爷一样，希望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人民政府的亲切的体贴。”
话语的讽喻性是有目共睹的（我看有点狂）。但还是不太刻骨，因为有对中国大众理解后的善意，就像她说她的好友苏青“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她深谙每一颗可笑的心背后的可怜，所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就是张爱玲对人生的阴暗的、悲观的、调侃的、透彻的、深刻的看法。
人生是因为懂得太透，因而是没有罗曼蒂克的，对于什么都是一样的道理。正因为张爱玲看得阴暗、悲观、透彻、深刻，所以，张爱玲只好选择了离开，选择了离开这片她深爱的土地。
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了自己热爱的上海。她对上海的新秩序、新空气确是感到惧疑、不安，但是对于上海，她的感受是复杂的。
她讽刺上海人，但更喜欢上海人，她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深刻地描绘过上海人：“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模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张爱玲还是如此地热爱着上海的气味与情调，比如，在临别上海后，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怀念着上海：
“隔壁的西洋茶室店每晚机器轧轧轧的声响，灯火辉煌的制造着糕饼糖果。鸡蛋与香精的味道，氤氲至整个白天和黑夜，久久不散”；
“而招人喜爱的‘牛肉庄‘，永远雪白干净”；
还有隔壁“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xxx元，腓力xxx元’的深桃红色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的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地悄然出走的，他们店的茄子特别大，他们店的洋葱特别香，他们店的猪特别的该杀。”
现在，这一切不但遥远，而且也将永远地成为过去。它们载着她忧伤而温暖的回忆，纷纷地向后退去。
张爱玲的这次出国的目的地是香港，她是以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的名义出境的。50年代初，尽管国家对处境审查并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尽管张爱玲比较容易地获得批准。但是，她自己的心里还是老紧张的、时时担心自己生怕被扣。
她从上海乘车到达广州，又从广州乘火车经过深圳转入香港。深圳的罗湖桥海关是她此次出走最后需要接受检查的一个关口，她不由得还是很紧张，她和一大群等待检查的中国人挤在桥头的栅栏旁，焦急地等待着。
当时，罗湖桥头的海关检查站还很简陋，只是一个木制的板房，附近什么也没有，连一棵遮阴的树都没有。检查得很是认真缓慢，张爱玲他们站在烈日下暴晒，一晒就是一个多小时，守在桥这边的一位解放军战士，穿着一件皱巴巴胖鼓鼓的制服，看样子是北方农村来的小伙子。那位战士见张爱玲他们傻等挨晒，就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罢。”边说边示意让他们退到阴凉的地方，但是挨晒的人们全都客客气气地笑了，没有一个人愿意采纳他好心的建议，包括张爱玲在内，大家都依旧紧紧地贴在栅栏上，担心在另一段检查时掉了队。虽然大家都没有领那小伙子的情，但是张爱玲仍是在离开大陆的最后一刻，感受到了来自同胞的温暖。
终于过了罗湖桥，张爱玲不禁好一阵儿激动。关于这一瞬的激动，在她不久后的一篇小说《浮花浪蕊》里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女主人公洛贞的感受就是张爱玲自己的感受：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帮她（洛贞）提行李的脚夫显然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是吓了她（洛贞）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还有一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地，一直跑到小山坡上两颗大树下，方才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脚，笑道：‘好了！这下不要紧了。’……（洛贞）也跑累了也便坐了下来，在树荫下休息眺望着一路狂奔的来路并微笑着，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
这一段描绘的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啊！！！——她那种时时怕被扣的心理老是在自己吓自己。
这时候我们看到张爱玲一面是低徊不已的留恋，一面是惟恐不能离开的恐惧，两种很不协调的情感同时交织于张爱玲的内心，她自己也未见得能分得十分清白。不过，她再也做不出那种：
“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的美好诗句了。
张爱玲将要开始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
张爱玲离开上海，朋友们事先都不知道，消息传出，柯灵不禁扼腕叹息。据柯灵回忆说，夏衍闻听此消息后，“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还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希望到了香港后的张爱玲能够为《大公报》、《文汇报》写点文章，可是姑姑说：“张爱玲离开上海前，两人曾约定好的互不通信的，所以无从通知起。”
这个温情的左翼领导人一直喜欢张爱玲的作品，调到北京当文化部副部长以后还嘱托柯灵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给他。
张爱玲走后，知情者惟有姑姑一人，连弟弟张子静都不知道，那时，她和姑姑约定互不通信，致使张爱玲一去，全无消息，至于世事变幻，她的生死存亡，全是茫茫杳无音信，她的姑姑、弟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和她取得联系，知道她还活在人间。而那时候，曾经风华绝代的张爱玲已经褪变成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妪了……
张爱玲走了，她走了，在她后来43年的生命里，她去了很多地方，可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她在异国的漂流时心中永远怀着上海的地图，怀着对上海无言的亲近，怀着对上海的无限眷念。
上海是一座堪称奇怪的城市，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在此生活20年对它视而不见或鄙视它的一身俗骨，又可以让这个外来人把几十年的海外旅居生活都用在对它的探索上，在纸上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与疑问。
后来张爱玲在大洋彼岸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她的心永远留在她离开了43年的那个城市；她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只在此中一再发现了它的影子，就像一个性格易变的情人一次又一次萌生对同一个旧情人更深的爱意，那样不甘可又无可奈何。她始终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里拖着沉重背影的末世人物，作为作家，这是个缺陷，后人这样淡漠地评说着张爱玲的这一没有能超越的缺陷。
张爱玲走了。
那一天，当她离开上海时，回首遥望着氲雾中渐渐模糊不清的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心中说不出是喜还是悲。她喜欢上海，为上海而作。反过来上海也成全了她，使她的生命在此时得以全面开放。她觉得，她在上海的整个文学生涯和青春年华，都像一个她最喜欢的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势。引人注目，异常艳丽，却透出没有血色的苍白和无力。
她的做派是美丽的，她的人生是苍凉的。她为她自己设计了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势。
张爱玲朝着已经没有踪影的上海的方向，久久凝视着，凝视着，前方只有雾蒙蒙的天，她不知道她的人生之旅，离开了上海，会有怎样的气色。她没有想，她不想，只是沉浸在对上海的留恋和思念中。
苍凉的月光，咿呀咿呀的胡琴声，那个曾经沉醉于橙红色梦想的女子又将在什么地方徘徊呢？？
张爱玲从此便离开了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这一年，张爱玲年仅32岁。
注1：最近家中有病人，更新缓慢，对于我们的张迷、对于我的读者朋友们来说是一个煎熬，008在这里深表歉意。
注2：张爱玲32岁的生活状态以及绝伦绝美的人生就此告一段落。接下来008尽全力查证资料描述张爱玲后期凄美凄凉的、超凡月兑俗的、精美精致的人生年华。
注3：我爱张爱玲，我喜欢研究张爱玲。这对于我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升华；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一个自我月兑俗的过程；一个让自己走向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我学习着，快乐着。这里谢谢也喜欢张爱玲的张迷们，谢谢喜欢阅读008的这本写了整整三年“巨作”的读者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喜爱（估计还有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本）。008再次拱手拜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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