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毕竟出身世族大家，家世的高贵与遗产的丰厚使她自小就不曾尝过被奴役的屈辱与悲恸，成年后她虽然未沾上祖上半分遗产，但是她写作的收入仍然能够使她大体上保持着中产阶层的优裕，所以新的时代给予众多底层民众的喜悦感，她的确很难体会到。
这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只是在于，她作为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她的兴趣，她的表达，都需要一个有闲男女上演浮世悲欢的舞台。有了这样一个可供佟振保、范柳原、白流苏之类活跃的舞台，她才可能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个嘲讽着、一个天才女子而存在。舍掉了这个舞台，她亦大约是丧失了自己的。但是，在一片灰的、蓝的海洋中，这种前景已分明在望。
还有一个因素是她不能不考虑的，那就是大陆日益浓厚的政治气氛。这是张爱玲有生之年从未经历过的。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已经在此时悄然酝酿。作为远世之人，她已经历过香港沦陷，上海沦陷，抗战胜利以及全国解放。
“破坏”一个接一个地接踵而至，她对时局已养成了一种直觉。50年代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不用说她也有强烈的预感。在一个有陌生的人群（工农大众）建立起来的陌生的秩序（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她对自己的前途很难抱有太大的信心。
正当此时，张爱玲从朋友处得知香港大学已经复校。一半是出自于对自己将要置身于陌生环境的困惑，一半是想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张爱玲决定申请复读香港大学，决定告别培养了她、成就了她的上海。这是不是一条正当离开祖国的理由？？
当时张爱玲对外公布的理由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
50年代初，国家对于出境人员审查并不像后来那样的严格，张爱玲竟然比较容易地就获得了出国的批准。
她是不是大概已经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黄逸梵走的时候，也曾经明白地表示：不打算再回来了；她是母亲的女儿，也做了同样的选择——这坚贞决绝流淌在血液里，是由母亲遗传给她的。
她便这样的走了，没有向任何人告别——那时她最要好的朋友炎樱已经先她一步离开了中国，去了日本；而炎樱的两个弟弟也都先后考入香港大学，一个攻读工程学，一个攻读医学。
上海已经呆不下去了，而台湾也非理想之地，五六十年代台湾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恐怕同样不适合张爱玲这样的人。因而，她选择了香港，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后来，她连香港也放弃了，去了大洋彼岸——一个没有中国政治影响但比谁都关注中国的地方。
后来有人姗姗然地说如果张爱玲留在中国，辗转内地，再多经过几年历练，“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或许会更加成熟，文采会更加飞扬；又说她离开上海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壤，文字便失去了水灵与生命感，文字便枯萎失色，并以此认定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这里我不想做无谓的猜测。但我认为张爱玲离开上海是绝对正确的。
甚至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会更加放出异彩。我不敢认同，历史也不可以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个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一些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子撑门面，于是苏青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的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来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没有获成功。（尹桂芳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芳华越剧团是尹桂芳的私营越剧团。）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观摩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人甚多，获得演出、音乐一等奖，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连苏青应该得到的剧本奖、导演奖统统取消。苏青愤然不平也无济于事。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在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苏青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的时候，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植芳家炒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也被打成了“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有名的政治犯监狱提篮桥监狱。（也有的人认为苏青的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子的牵连。不管谁的牵连，苏青坐牢狱2年。）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回到剧团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至福建，苏青不愿跟去，遂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馆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还要负责字幕，工作相当艰苦。其时，她也配合形势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1966年特殊时期爆发，苏青被炒家批斗，同时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无着落，在里弄，苏青天天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自家门口罚站，牌子上写着“汉奸情妇”、“文化汉奸”等罪行。苏青在特殊时期饱受磨难，凄凉无比是空前的。
后来，落实政策，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拿着一份微薄的工资，在批斗与关牛棚的日子数年还停发了工资。苏青于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来居住在市区瑞金路，环境简陋，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且经常受邻居的欺负。无奈之下，便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求安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长期的精神磨难与生活困苦，使晚年的苏青患有多种疾病，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惟有与王伊蔚老大姐没有断过联系（王伊蔚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苏青在给老友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人到此时，方知生之艰难。若回想起当年苏青对冰心的无情挖苦与调侃，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她自己的作品《结婚十年》，但家中早已经没有这本书了。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做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经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和仪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义。”（冯和仪是苏青的原名，苏青是她的笔名）
这里还要交代一句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张迷们又一次掀起的第三次“张爱玲热”的浪潮，苏青也被挖掘出来出名了一段时间，她的作品《结婚十年》等旧作大量印刷发行。可惜这轰轰烈烈的热闹，苏青早已看不到了。
——无需多说了，以苏青的命运作参考，张爱玲遵照母亲的劝告去了香港，无疑是正确的，没有错。
在当时，张爱玲并没有燃眉的危机，且也有夏衍这样强硬的庇护者。张爱玲的出走，只是一种远见，一种我们不得不佩服的远见。
当柯灵将张爱玲去香港的消息告诉夏衍时，这位极其爱才的文艺界前辈感到十分惋惜。不仅如此，张爱玲的许多读者朋友也为之惋惜。但大家似乎都没有认为张爱玲不应该走。我们设想：如果张爱玲没有走，她受到的劫难应该是空前的、灾难性的，就她自己恐怕也是这样预测自己未来的，所以她选择了离开。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她在抗战期间辉煌的声名，这恐怕是她心里最大的隐忧，在1946年出版的《增订本》的“序言”里就可以看出她的隐忧有多么的深。尽管辩白得如此详细，辩白总归是辩白，事实总是存在的，在激愤的民族情感中这是难以被原宥的错误。而且当时全国的政治气氛又是那样浓烈而紧张。连夏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确实如此。临行前，张爱玲仿佛已听到政治风暴来临前咻咻的鼻息声，所以与姑姑约好不联系。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张爱玲，认为她是家庭传人中最适宜的保管者。
这本相册跟随张爱玲辗转海外，“三搬当一烧”，在美国多次搬家经历中张爱玲从没有让它遗失过。她一直和相片中的故人一起重历往事，在自己逝世前两年完成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她的家庭侧记《对照记》，里面的照片就出自于当年姑姑郑重交给她保管的旧相册，这是这个纯中国式女人孤独走在异国天空下时，与故国故乡故人惟一的血脉联系。
对于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横空出世”，她的创作高峰只有两年，精品也只有几部。但她却在这有限的时间和作品中，开放出她的灿烂的智慧之花。这朵智慧之花开放得如此恣肆、美丽、生动、泼刺刺的饶有特色，越加衬托出开放后的苍凉无比。
应该说，张爱玲正是夤缘际会，换任何一个时代、环境，都不能成就这朵奇特的别致的奇葩。因为从政治倾向上看张爱玲，在密切结合着时代风云的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归不了队，也入不了“流”。恰如在文学上给予张爱玲许多帮助和友谊的柯灵先生曾给她算过的：“五四”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她都入不了流，排不进队。扳着手指头算算，偌大文坛，那个阶段都安不下一个张爱玲。
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一个机会。让她大显身手，肆意实现对文学的狂喜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决定了张爱玲只属于沦陷时期的上海，时间也就那几年，恰如废墟上，怒放的一丛罂粟花。这是张爱玲的幸运，抑或是她的不幸，是很难做结论的。
“惘惘的威胁”，在张爱玲内心深处永远的结。
——她解不开，也许是一生也解不开。
所以，只有告别上海。
褐赭色的落叶，是成熟的颜色。越黄的深，越可从上联想到它在热烈的夏季里曾有过怎样青翠逼眼的绿色与勃勃的生命。
张爱玲就是一片深赭色的落叶。她的生命曾绚烂得让人觉得不安。
可当她从枝头掉落，没能妥帖地归于大地，甚至隔着水门汀也没有，没能像那片幸福的落叶，和它的爱，一起静静地睡在秋阳里的大地上，隔着上海亲切的水门汀。
她得不到这样安宁单纯的快乐。
她是一片焦黄轻灵、随风而逝的落叶。从枝头飘落，她的根，再也捉不住她去的方向。
至此，张爱玲在人生的旅程上，留下了传世精品《传奇》与《流言》，一并留下一段奇世姻缘。现在，张爱玲选择毅然出国，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