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爱玲开始一踏上香港这个金钱主义的大都市，她立刻面临着的问题就是生存的危机。
张爱玲急急匆匆2个多月的日本失败之行回到香港后，加重了张爱玲的紧迫感，由于与港大校方的关系恶化，继续读书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不过，作为知名青年女作家，张爱玲这种才华与身份引起了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的兴趣。
张爱玲从港大辍学以后，仍然住在何东半山教会的女子宿舍里，那时张爱玲自己一人住一间。
张爱玲清门谢客，她多半自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过起了与社会隔绝的生活。这时她拼命地寻找报纸的招聘信息，由于应聘工作时留的也是这个地址，恰逢东南亚专员公署正在招聘翻译，有意要雇用她。然而，公署派人上门来调查，雇主却被告知有人称——她可能是共产党特务！
这顶红帽子，在那时的香港谁也戴不起。就这样，张爱玲在港大呆了两个月后，非但欠下了港大457元学费以及一大堆无法偿还的人情债，还三度被警方传讯，又丢掉了到手的工作，真是凄风苦雨，投助无门。
张爱玲一直都是孤单的，却没有一个时期，比此时更是这般的孤单。别说求助，甚至连一个诉苦的人都没有。
这个春天，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大概只有凄风楚雨了。她翻看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照着报纸上面的招聘广告，打了一封又一封的求职信，一边打，一边便想起姑姑从前的话来：
“业务信比文学创作另有一功，写得好并不容易。措辞、文法、连留空白的比例也大有讲究。有人也写得好，就是款式不帅。”
张爱玲的眼泪滴滴答答的落在信纸上。
姑姑、妈妈，都离她这样地遥远，在这举目无亲的土地上，她还拥有谁的温情？
好在张爱玲在八、九年前即已经在大陆上海成为知名作家，出版过销量可观的小说集，这引起了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理查德·麦卡锡的兴趣。张爱玲凭着过硬的文学功底与娴熟的英语特长，她得到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署办事处的翻译工作。
这个机构，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新闻署的一个办事处，我们简称“新闻署”，负责收集香港乃至中国方面的新闻资讯，同时也进行一些中美的文化交流。
当时正值韩战期间，美国正倾全国之力，以精良武器在朝鲜半岛的白山黑水之间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激战，意欲吞并朝鲜并进而扼制新生的中国。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在50年代初期非常注意为自己的反面宣传物色“人才”。这时美国急需有“才华”的反面英译“人才”，张爱玲即因此被“美新署”相中。
当时美新署有一个“美国书籍中文翻译计划”，准备将美国的一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这需要顶级的“英译中”人才。
张爱玲开始为美国新闻处工作，开始主要是做一些翻译工作，就是为美国这个新闻机构将一些西方文学、名著，译成中文，以此换得一些报酬，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张爱玲适逢其会，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立脚点。此时，她并不是美新署雇用的职员，而只是提供翻译服务的一个临时工。
这时期张爱玲为美国新闻署翻译了第一部作品《荻村传》，作者是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新文学作家陈纪滢。书的内容是写傻常顺儿从义和团到大陆沦陷期间，先后被北洋军阀、日本人以及共产党利用，最后仍惨遭活埋的悲惨命运，虽然作者自称“字里行间没有一句骂共产党的话”，但其居心叵测一望即知。
该书首先由梁实秋推荐给美国亚洲基金会，随后马上又被美新署相中，意欲组织译出，以作为美国自己的反面宣传材料。在张爱玲之前，美方先找的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名教授英千里（英若诚之父）翻译，但是英千里教授的译笔过于典雅，美方嫌其艰深，又找到张爱玲重新翻译。
张爱玲的英文是以通俗小说为底子的，她的通俗流畅的文笔很符合美方的要求，令美国新闻署十分满意。张爱玲很快就译完了，并得到一笔很优厚的报酬。她的《荻村传》译本由美新署支持的虹霓出版社出版，先后印了7版，每版3000册，美新署将这些书分送给东南亚各国以及其他国家，专门作为美国自己的反面宣传材料使用。
除了在美新署做翻译书籍这项工作之外，张爱玲究竟还为美新署做过什么工作，不得而知，但是她初到香港，人地两生，谋生总是她首先要考虑的。这一点从她一离开大陆就注定了。
自此以后，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受着生计的困扰，香港这里只是一个开始。张爱玲在香港总共呆了三年，在这三年里她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她的两部“反面”长篇小说的创作：《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也是在美国新闻署的授意下写的。
美新署的正常的翻译及出版业务，主要是美国派来的专员理查德·麦卡锡负责——麦卡锡便是就这样认识了张爱玲。
张爱玲的才华，在此间工作中引起了，不久就被提拔为美新署署长理查德·麦卡锡的高度注意，《秧歌》写完前两章后，张爱玲就给麦卡锡看过。麦卡锡是慧眼识人的，读罢张爱玲的作品大感惊异，甚至起了妒忌之心说：“中国人的英文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令我惭愧。”麦卡锡为此叹道说：“她是文学天才。她是我认识的两位文学天才之一。”麦卡锡所说的两位天才中的另一个，就是指美国乡村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曾4次获得过“普利策”诗作奖。
张爱玲在香港的三年里，先后为“美新署”翻译过多部作品，包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重版时改名为《鹿苑长春》）、马克·范·道伦编辑的爱默森的《爱默森选集》、以及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和《睡谷的故事》等。
这些书目都是人家写的，她只是劳动力翻译成中文。这个活儿苦就苦在，除了海明威的作品张爱玲喜欢之外，另外的爱默森和华盛顿·欧文的作品都不合张爱玲的口味。但是为了谋生，张爱玲还是坚持译完了它们。
张爱玲有极高的英文造诣，因而翻译对她来说没有什么苦难，如果说有困难的话，那就是张爱玲对翻译工作兴趣并不大，那也是她自己的好恶，为了生存也只得去干她不感兴趣的工作。但是张爱玲在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翻译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经出版，立即被称作为中译本的经典之作。
张爱玲在《老人与海》的译序中写道：
“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老渔人在他与海洋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海明威最常用的主题是毅力。他给毅力下的定义是：‘在紧张状态下的从容。’书中有多少句子貌似平淡，而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所以有这些顾虑，同时也担心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看这本书，看了可以对我们这个时代增加一点信心，因为我们也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比较，都毫无愧色。”
海明威因创作《老人与海》而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张爱玲当年应“美新署”之约及时翻译中文本的原因。迄今为止，张爱玲翻译的这本《老人与海》是我国最早的中文本。
面对喜爱的外国著作，张爱玲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而且是英文写作的冲动，因为只有英文，才能表现出西方文学中特有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
文章的风格与所使用的语言是密不可分的，照章直译的翻译是不成功的翻译。翻译大师傅雷曾有经验之谈：“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傅雷在译书之前先总要再三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后才着手翻译，使阅——本国故事一样亲切流畅。
换言之，翻译不只是炒冷饭，而应当是一种再创作。张爱玲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与傅雷不约而同的——虽然，许多批评家认为，他们此前曾于上海的报刊上就写作技巧有过一次不着面的交锋。
这里列举一首爱默森的诗为例：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僧衣；我喜欢灵魂的先知；
我心里觉得僧寺中的通道
就像悦耳的音乐，或是深思的微笑；
然而不论他的信仰留给我多大的启迪，
我不愿做那黑衣的僧侣。”
张爱玲不喜欢爱默森，也不喜欢华盛顿·欧文，对于翻译其他的作品张爱玲毫无兴趣，张爱玲曾对她的美新署的同事加好友宋淇夫妇抱怨过：“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没有办法。即使是翻译关于牙医的书，我也会照样硬着头皮去做的。”
——然而说归说，她的翻译却仍然是毫不含糊的。我们从爱默森这首诗里，不难看出张爱玲翻译的高超风格。
其实张爱玲也不喜欢华盛顿·欧文的作品。张爱玲向宋淇的夫人邝文美继续抱怨说：“我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然而，这些活毕竟只是生计，张爱玲曾经自负地说过：“替别人做点事，又有点怨，活着才有意思，否则太空虚了。”我想：这时候的张爱玲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吧，这时候的张爱玲心下怕也是赤果果、惘惘然、戚戚然的为生存而恐慌的心境吧。
其实，张爱玲喜欢的，只有海明威。张爱玲是借着翻译外国名著在暗暗积蓄，准备一次写作上的大突破。
一个自己有着如花妙笔的人，怎么可能甘心替他人做嫁衣！张爱玲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创作，就算对于她喜欢的外国作家，她的翻译兴趣也不大，因为她有自己的妙笔。
张爱玲的中英文长篇小说《秧歌》便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英译的书名为《thericesproutsong》，是先有英文版按后又中文版的。完成前两章后，张爱玲拿给麦卡锡看，这就是麦卡锡大为惊异佩服、又羡慕、又嫉妒的那本书——因为麦卡锡不知道一个中国人的英文可以好到这样，叫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英文也自愧不如。
香港美国新闻署的职员们对张爱玲很是友好。他们对这个大陆出来的著名女作家抱有极大的兴趣，但不久就发现，这个正处于女人最魅力的岁月的女作家，其思想和著作比起她的年岁似乎更引人动心。她不善言谈，可如果认真回答你的问题，便会使人感到她的回答真是耐人寻味。她待人随和，遇到同事之间偶尔的玩笑话，多是莞尔一笑，不置一词。
这期间，恰好美国作家马宽德（）来香港访问，麦卡锡负责招待，麦卡锡便引荐张爱玲认识了马宽德。
这个马德里，就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十八春》故事的原作者。张爱玲自称这本书是经过马宽德的原作改编的。
马宽德曾于1938年获得地位颇高的普利策文学奖、以及后来的诗作奖，小说《普汉先生》英文原名《h.m.pulham，esquire》，1940年初版，1941年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中文译名为《富家子的婚姻》。张爱玲早在就读于香港大学时，就曾读过这本原著，或许也看过这部电影，她的《十八春》就月兑胎于此。这使得后来一些人，故做惊人语的批评者们竟然指责张爱玲的《十八春》是抄袭。
事实上，张爱玲对自己这一点从未讳言，她在给自己的朋友宋淇的信中，曾明确提起《半生缘》（《十八春》改写后的题目）借鉴了《普汉先生》。
《普汉先生》的原著我没有看过，听说没有中译本，自然也没有在大陆出版过，不过我看了许多相关的介绍，知道那是一个关于四角恋爱的故事——张学的批评者便是根据这一点非议《半生缘》是《十八春》改编，《十八春》既是抄袭了马德宽的原著《普汉先生》。
这也算是一段奇缘吧，一个原作者，一个改写者，在香港言欢。
张爱玲十分重视这次与马宽德的见面，张爱玲的郑重同以前一样，那就是盛装前往。把这个马宽德大大的震了一下，马宽德大为惊艳，觉得这个东方女人好神奇，以至于把张爱玲的一言一行都视为时尚，连看到张爱玲的绿趾甲也当成某种流行，悄悄问麦卡锡：“为什么她的脚趾头要涂绿彩？”麦卡锡也不知道，于是又问张爱玲。张爱玲发窘，哭笑不得地回答：“那是我涂的外用药膏啊。”麦卡锡忍不住扬声大笑起来。两个男人相对而笑。
餐毕，麦卡锡将《秧歌》前两章给马宽德，请他评鉴。马宽德于这种门面功夫显得不耐烦，委婉地说自己应酬多，大概没有功夫看。然而当夜大雨，马宽德在香港半岛酒店房间里便连夜将稿子看完了。
次日，一大早，马宽德就耐不住，打电话给麦卡锡，麦卡锡正好不在家，他便急急地对麦太太说：“我肯定这是一部好作品。”
马宽德回美国时，带走了这两章稿件，向美国出版界大力推荐。后来据说长篇小说《秧歌》在美国的出版，也是多承马宽德的推介帮忙。
后来，等到张爱玲因翻译作品又使外界知道了她的存在后，便有一些不速之客来找张爱玲。这是张爱玲所担心的事情。离开上海时，她就曾与姑姑约定，相互不联系，不通信，以免暴露了她的踪迹。没有办法，身份又暴露了，她只得求助美新署的朋友宋淇，在他们家附近重新帮张爱玲租了一间斗室暂住。
这段在美新署的工作是张爱玲最最难忘的一段人生轨迹。是对美新署的一段美好记忆，是对麦卡锡的感激记忆。
美新署署长理查德·麦卡锡从这时候起与张爱玲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这种长久不愈的友谊一直在张爱玲最困难的时候，都有麦卡锡的真诚与热心的帮助。
比如张爱玲后来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麦卡锡继续请张爱玲为美新署翻译取得报酬；1961年张爱玲赴台湾访问时，也是在麦卡锡的邀请与帮助下成行。还有一些在美国的担保等事务都有麦卡锡的帮助。
麦卡锡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主修美国文学。1947年—1950年曾派驻中国，任副领事；后又转至香港美新署服务，1950年—1956年派驻香港，历任资助讯管、美新署副署长、以及署长等职，主持“中国报告计划”，包括报纸新闻记事的制作与传播、杂志专题报道、电台难民访问、以及学术论文等；1956年—1958年派驻泰国；1958年—1962年派驻台湾，皆任台湾美新署署长，在台湾经历了金马炮战危机；1962年—1965年返回美国任“meiguozhiyin”东亚及太平洋区域主任；1965年调往越南，次年返回美国；1968年请辞公职，在民间机构工作并退休；1985年复出，在“meiguozhiyin”工作。一个一辈子为美国的文化事业贡献毕生的外交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