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够好的开始，张爱玲的第二次婚姻对她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1年当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张爱玲都是在担任着看护和保姆的角色，她的丈夫赖雅对她相当依赖，从生活到精神，都是这样的，因为赖雅的确是个老人了。
他们结婚后，时刻都有一种风雨飘摇的不安定。事实上，就是这种不安定感让张爱玲做出打掉孩子的决定的，她无法保证给孩子一个平安无忧的生活。
到了1957年4月，他们在文艺营的居住期又将再次到期，而且已经不能再次申请了，于是他们就近在彼得堡镇的松树街找到一家略有一些简单家具设备的公寓。
公寓是一幢三层楼房，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坡型街道上，比较方便，然而公寓的租金是每月61美元，电费还不在内。但是，因为他们目前并没有固定的收入，这笔房租就不能不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他们还必须添置床单、窗帘、以及各种用具，又得花一大笔钱。赖雅没有一分钱的积蓄，他潇洒惯了，但这一次他也不得不正视生活。赖雅写信给他的表嫂哈勃许塔月兑太太，请求能支援他们一些日常用品，可悲的是遭到表嫂的无情拒绝。这使他们在搬家时的前两天焦躁不安。
4月13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张爱玲与赖雅开始搬家。他们并没有多少家什，连箱子在内共有二十件，主要都是书和手稿，来往信件等等。极具戏剧效果的是，当他们在乘出租车搬往城里的途中，《秧歌》的剧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整个文艺营的文友们都在看电视剧《秧歌》，而这时他们奔波于生计。当张爱玲与赖雅后来在旧金山补看时，感觉是《秧歌》拍摄的效果极差。后来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秧歌》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这次他们搬到了彼得堡镇的松树街公寓时，直到此时，结婚已经六个月的张爱玲才算在大洋彼岸有了一个真正的自己的家，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个空荡荡的家。尽管如此破落，但也是属于两个人空间的家了。张爱玲很是高兴。
因为手头拮据，为了给新家买一些必需用品，赖雅每周两三次到附近的跳蚤摊上去买一些二手货，希望能找到些便宜的生活用品，比如面包烘炉、三夹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等。这些东西往往是用户多余的而只收一些象征性的钱，所以极为便宜。有时候张爱玲就跟着赖雅一道去“淘宝”或去碰碰运气。
一次，张爱玲看见有几件漂亮的绒线衫与一件完好无损的浴袍，加在一起才仅有3元7角5分钱，她大喜过望，全买了下来，回去一试穿，竟然也都合身，这让张爱玲高兴了好一阵子。也许，点滴的生活乐趣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了。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名言我感觉也可以用在名人身上，现在用在他们身上就非常的贴切。
用具添补完后，他们便开始油漆墙壁，这些粗活多半是由张爱玲来做，她把赖雅的房间漆成白色，而把自己的房间漆成蓝色，她喜欢大海和蓝天的颜色，她希望自己能在海洋般的宁静里，生活在这样浪漫主义的“蓝色小屋”里，就像睡在大海上，继续自己的梦幻般的生活。张爱玲是深深地喜欢着这个家的，而且并感受到有一种风雨同舟的快感，和春燕筑巢般的融融暖意。
当然，艰苦的生活中还是有乐趣的，这便是他们在苦难中不曾丢弃的幽默。公寓因为年代久远，居住后不久就发现了蚂蚁，于是，赖雅便可以常常看到这样一幕：张爱玲全副武装，拿着她自己选中的一种杀蚁剂如临大敌地满屋子喷洒，效果极佳，蚂蚁很快就灭绝了。因此，赖雅就送给了张爱玲一个绰号“杀蚁刺客”——极像是一部好莱坞片名。
他们俩简朴而不失优雅地过着宁静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习惯虽然大不相同，张爱玲则习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而赖雅则是中国人的习惯，早睡早起。但他们却相安无事，相得益彰。
小镇的生活宁静而温馨，就这样，他们在彼得堡镇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也颇有规律，是充满了爱的日子。赖雅每天起床很早，起来后就到杂货店去购物，或去银行、去邮局做些必要的“对外”事务，因为张爱玲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在家里，赖雅有时候也在张爱玲的指导下为张爱玲做一些简单的饭菜：如汉堡牛排、鸡肉馅饼、炖牛肉、小羊肉以及一些简单的蔬菜之类。
这时候的赖雅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工作，他从前是喜欢流浪的，然而，现在却很享受平静的家庭生活，宁愿花一个上午的时间研磨咖啡，亲手烹煮最地道的意大利咖啡，因为张爱玲有喝咖啡的习惯，她却自己不喜欢煮。
张爱玲自小在江边长大，喜爱吃鱼，有时候赖雅为了张爱玲还学着做鱼。吃饭前，他们还会浪漫的喝一些香槟酒和葡萄酒。不管窗外是多么大的狂风暴雨，小屋里却永远是温暖的春天。赖雅第一次发现，原来平凡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幸福。
与其说他们像夫妻，毋宁说他们更像合作伙伴，或者说，张爱玲是他的家庭医生，而赖雅是她的生活助理。频繁的中风使得赖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又患上了背痛，每当赖雅背痛发病，张爱玲便会彻夜细心地照料他，帮他按摩，放松背部肌肉，减轻痛楚；而当赖雅的身体好起来的时候，她便可以偷一点懒，把家务都交给赖雅做，自己赖在床上等着赖雅来伺候她。
我们来看看赖雅记的一段日记：
“9月1日星期二
晚上睡得好冷。单人毯子够两个人盖，一个人睡会很冷。九点前把爱玲换到卧室，看来不错。爱玲起床了，活过来了，几近快乐。这个月有好的开始。开了一张房租支票，再见了房租。气候温和舒适带点凉意。卷起，透过俗气的舌头。”
赖雅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这段时间的日记内容琐碎平常，都是写关于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的小事，却透出了浓郁的生活意味。早餐通常是咖啡、核果、牛女乃和麦片；午餐有牛排、玉米、意大利面、现煮咖啡；晚饭前有时候会喝一些香槟或红葡萄酒，并且边喝边聊一些关于刚读过的某本好书的看法，彼此写作的进度，或是对某部影片的观感。他们的共同爱好兴趣就是看电影。镇上有家小电影院，他们很少错过新片上映。
他们住在借来的房子里，钱少得可怜，张爱玲还没有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所有这些，都让他们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年5月初，张爱玲的作品遭遇瓶颈，作品的出版极其不顺利。张爱玲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司克利卜纳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是她在文艺营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才写出来的，因为《粉泪》是她当时在上海的成名作《金锁记》的原型。
多少年来张爱玲对自己的作品保持着高度的自信心，她一直对这部小说充满了自信并寄予了厚望的她非常看重的《粉泪》被司克利卜纳出版社公司退稿拒绝了，这家公司曾经出版过她的《秧歌》，而且一直还在支付她的《秧歌》版税，但他们却不看好《粉泪》。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对于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种否定。她可以承担生活给予她的种种困厄，却不能忍受自己的创作被质疑——她从小就是天才，23岁便已成名，她是文字的精灵，唾金咳玉，直至珠玑，难道这一切，都永远不再了吗？
她沮丧之极，骤然病倒，几天都卧床不起，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支撑着她的信心受到很大影响。
其实，《粉泪》并不是新的故事，早在1943年上海，张爱玲就已经因为这篇小说《金锁记》而一红倾城；这时候的张爱玲认识到《金锁记》里那样宏大的场面，那么丰富的人物，那么深刻的感情，又岂止一部三万字的中篇小说可以容纳得了的？因此她在美国的这些创作营里，将《金锁记》拓展改编成《粉泪》，一改再改，一拓再拓，她用英文有血有肉的延伸着里面的人物，拓展故事情节的深化，追求一点异国的情调与笔触，给这个老故事输些新鲜的血液。
谁知张爱玲在《粉泪》上付出的心血并没有得到回报。
这部《粉泪》后来又经过张爱玲的修改，改名为《北地胭脂》，于1967年才在英国凯赛尔出版社出版，并且英国出版社给了它极低的评价。之后张爱玲再度将《北地胭脂》译成中文，取名《怨女》，在台北出版。从1957年到1967年，漫长的10年，张爱玲听到的是《粉泪》一次次退稿的消息，而这部作品是她根据自己最得意、在中国受到评价最高的作品改写的，她对它寄予无限的希望，但收获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张爱玲病倒后，卧床不起。这期间，多亏了赖雅的悉心宽慰，才使得张爱玲重新找回了失去的信心。她为了感激赖雅对自己的深深理解和有力支持。她在生病休息期间还常常给赖雅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中国菜。她沉默憔悴，一直拖到6月，才得以渐渐恢复过来。这一次的打击，无疑是对她的自信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幸好这时候司克利卜纳公司仍然继续付给了张爱玲《秧歌》一书的版税，约300美元。张爱玲稍微振作，也就是在这种生存环境中，当张爱玲病情一有好转时就又开始着手写了一篇为《上海游闲人》的新故事，并立即与香港的宋淇夫妇联系，请求重新为香港的电懋电影公司写剧本。
日子平静无声，两个人都努力写作，希望能改善一下困窘的局面。
世人都以为张爱玲是一个精刮计较的女人，岂不知在她一生的情爱史里，所谓爱，就意味着付出与奉献，最无私最彻底的奉献。“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张爱玲的一生，没有伺候过父母、公婆，没有照顾过子女孙辈，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是她唯一伺候过的人。
他们就这样依偎着从1956年走到1957年，他们在彼得堡镇自己租来的公寓里共住了1年零7个月。他们还可以相牵相伴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