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由于台湾文学作品低迷，也由于中国近代文学界的顶尖研究学者夏志清的推崇，张爱玲的作品已经在台湾开始流行，并被台湾的文学界青年所推崇。此时，张爱玲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五四遗事》也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首次发表。到了50年代末期，张爱玲在台湾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名声，甚至出现了一大批最最早期的“张迷”。
而在这帮台大的文学青年中，白先勇、王桢和、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还有张学专家水晶都成了铁杆“张迷”，张爱玲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是神明式的人物了。
这次张爱玲与她的“张迷”们在台北酒楼见面以后的第二天，张爱玲就在王桢和的陪同下，从台北坐火车来到了王桢和的老家——台湾东海岸的花莲地区。这也是她请麦加锡特意安排的一次旅程，因为在美国文学杂志《新声》上，载有作家王桢和的一篇乡土小说《鬼·北风·人》，在花莲游览，张爱玲对一切都很好奇。
当天吃过午饭，张爱玲请陈若曦陪她上街买衣料送给王桢和的母亲。她们坐三轮车逛街，看着台北街头的景象，张爱玲不住地说：“好几年了，台北一直给我不同的印象。到过台北的朋友回到美国，便描写台北的样子给我看，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一次，我自己看了，觉得全同她们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看着竟觉得自己忙活不过来！”
陈若曦还这样回忆道，这次的张爱玲和那天在酒楼席间不同的是，她很健谈，滔滔不绝地讨论老式的发髻，香港的旗袍，女人的腰肢等——她始终更欣赏中国女性的美，对服装、发式、衣料、色彩等都见解独到。
这短短半日的相处，让陈若曦记忆了半个世纪，她后来在文章中一字一句地描绘着自己心目中的张爱玲，动情地这样评价：
“张爱玲以世界人自居，超越地域。她是一个天塌了也面不改色的人，每个动作迟缓而稳当，极具有耐性。”
“无论走到哪里，张爱玲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她的敏感和率真造成她的不平凡。这真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女人；虽然同我以前的想象不一样，却丝毫不曾令我失望。”
在花莲市，张爱玲心情好，脚力也健，她不顾长途乘坐飞机而微微肿胀的腿，游了许多地方，但花莲有条“上海街”，不知她去过没有。她是好奇心很强的，而且无所忌畏，听说花莲有个“大观园”，她也要起兴一游。
“大观园”那其实就是许多酒家的集中地，有点像美国的“红灯区”，就是花莲的南京街与仁爱街转角，王桢和称之为“甲级妓女户”，是妓女的集中的营业区。张爱玲在“大观园”看妓女被迷住了，俗艳的装修，彩色的玻璃窗，琳琅的美酒，嬉笑调情的酒客和酒娘。
张爱玲穿着轻薄的花衬衫，东张西顾地走在人群中，一副鹤立鸡群、风行水上的姿态。
张爱玲还特意让人安排她去妓女家里近距离观察，不过妓女对她的兴趣似乎比对嫖客的兴趣还要大。酒娘们坐在酒客的腿上，连卖笑也忘记了，只顾对着张爱玲看。她们互相观察，各有所得，皆大欢喜。张爱玲看妓女们跳曼波，觉得好有趣；妓女们看她的装扮，简单、时髦、而且又是从美国来的。
她们感到好奇的是张爱玲怎么只穿一只袜子？因为走路多了，一只脚磨破了，便在那只脚上穿上了厚厚的袜子，另一只脚果着，引得众人瞩目。或许他们在想：只穿一只袜子，是外国流行的打扮吗？明天倒要试一下。——这是不是大概也像当年的美国作家马宽德与张爱玲见面一样，把张爱玲脚趾涂了绿色药膏也当成了流行。
张爱玲在花莲游玩时，穿得衣服比较随意，一般都是穿很舒服的衬衫，她又习惯于衣服上第一个、第二个扣子松开不扣。这对于当时衣装还比较保守的台湾来说，是相当特别的。王桢和的舅舅见了以后，即用台语对王桢和说：“伊像美国人，很美国派。”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不妨一提——台湾有名的诗人陈克华便是在这一年的10月4日诞生于花莲的南京街上，距离张爱玲来花莲约十天前，张爱玲游花莲“大观园”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他家的门口，说不定会听到婴儿小华华呱呱啼哭的声音；而在陈克华后来的文字中，也一再地看到张爱玲的身影，陈克华他是一个超级“张迷”，曾多次被邀请去香港讲学称之为“对张爱玲的朝圣之旅”，而他关于张爱玲的最著名的评论就是：“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随后，他们去了花莲的中美戏院；后来张爱玲还去参观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对着城隍庙廊柱上的对联细细看了半天，在进门七爷八爷两边的四根庙柱上有对联，从右至左：
一、阴阳原有别到此饶舌何庸
报应本无差愿汝曹扪心自问
二、城郭固而高善事几重皆得人
隍池深且广恶人一个不能预
三、具广大神通别是非岂遗分寸
秉聪明眼力判善恶不奕锱铢
四、夫微必显不爽毫厘
惟神则明无惭龛影
王桢和当时正想把自己对对联的看法讲出来。看到张爱玲满脸认真思索的样子，忍不住把话咽了回去。微言达深意，于简短的语言中蕴含着人生的深意，也许这就是中国禅的高超智慧之所在。
张爱玲默看了一会儿之后，别有会心地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她是从中悟出了一些纯东方的意思，这种文化盛宴，是她在美国所不能享受到的。也许，“悟达”的境界确实只是心智上如电光火石相撞的那一瞬间所迸射出来耀亮的智慧火花。
张爱玲对这次访问，所每到一处都认真记下笔记，她对民俗的东西尤为感兴趣。这种较之台北等大都市的繁华气息，更有台湾本土的乡土文化色彩。他们走街串巷，一连跑了好几天。
在和王桢和相处的几天日子里，王桢和发现张爱玲的观察非常的敏锐，她因为近视，虽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看任何事仍然凑近了去看，鼻子几乎都要凑到碰触物品那样近。旧式老房子的雕花窗框，她甚至用手指仔细抚触，感受到木材的质地与纹路，王桢和自己也是写小说的，对张爱玲如此仔细观察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张爱玲看到城隍庙里的白瓷砖也让她好奇，她说：“这倒像是浴室。”这里张爱玲是不是想起了在上海与姑姑同住的那个在常德路上爱丁顿豪华公寓里的浴室。
他们乘车到花莲周围的山林和海滨兜风。从苏澳到花莲，他们搭乘公路局的汽车，每到一个小站都要停下来。沿路以及车站到处都是可以做圣诞树的松树和扁柏，还有各种稀有的树和花。望着蔚蓝色天空下一望无垠的田野，听着牧童的悠扬笛声在空中飘散，张爱玲不禁沉浸入这如诗如画的美丽意境之中。她曾指着松树和扁柏对王桢和说：“台湾真是富有，这些在美国都是要花钱买的。”
农历十月十五，是台湾阿美族的丰年祭，仪式在花冈山举行，万人瞩目。张爱玲到花冈山看阿美族的丰年祭，县长听说她是美国来的，特意请她坐到贵宾席的主席台上，但张爱玲不肯，觉得远，看不清，便与王桢和一起跑到最前排，盘腿坐在草地上观看场面浩大的山地歌舞，看着乡野风格浓郁的阿美族歌舞，她笑得很开心。跳祭舞的一位山地姑娘，松松的流海，如水的明眸，玉砌般的鼻子，红润的唇，身段丰饶，侧面更是美得惊人，张爱玲风趣地赞叹说：“她可以选为最佳侧面奖。”
散会后，张爱玲兴致不减又同王桢和以及王桢和的母亲去他家附近的金茂照相馆合照留影，王桢和的父母并在照片后面写着：“张爱玲小姐留花莲纪念”。那是张爱玲与王桢和一家唯一合拍的照片，照片上的张爱玲穿着花的低领衬衫，皮肤白女敕，显得年轻漂亮，神清气爽。张爱玲与王桢和以及他的父母不但拍了合影，还自己单独拍了照。这两帧照片后来成了宝贵的张学研究者的影像资料。今天我们仍有机会看到这两张老照片。
王桢和的母亲在家为张爱玲准备了一间简易房，以供她在花莲访问时居住。这样张爱玲就在王桢和家住了一个星期，张爱玲住在王桢和中山路的家中，张爱玲用日语与王桢和的母亲交谈，每晚用日语向王母道晚安。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很多人都被迫学习日语，所以王桢和的父母都能讲日语。张爱玲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张爱玲每天都和王桢和一同出入，王家的邻居都很好奇，在外人眼里，他们认为张爱玲很随和，在加上张爱玲的衣着时髦别致，人又高又瘦，他们一道进出就像一对小情人，邻居认为这是王桢和的女朋友。
因为久违了的矜贵的感觉使张爱玲意兴飞扬，神清气爽，又因为她身形清瘦，又因为张爱玲模样年轻，衣着时髦，已经41岁的张爱玲居然被王桢和家的邻居当成了是王桢和的女朋友，我们现在看来这个视觉上的误差确实有点大。那一年，王桢和是台湾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只有20岁。听到邻居这样议论自己与张爱玲，王桢和心里美滋滋的，这种美滋滋的感觉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王桢和的眼里，张爱玲是一个爱美的女性，非常注意保养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在自己的脸上擦各种水，擦各种不知叫什么的脂粉，用一张张卫生纸擦啊抹的。王桢和的母亲看见告诉王桢和，好奇地说：“擦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此外，拍照片之前，张爱玲她会花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化妆。
在王桢和家，张爱玲与王桢和谈了许多关于文学方面的话题。张爱玲对王桢和的创作提出了她自己的看法，让王桢和感到受益匪浅。
张爱玲这时候也谈到她的丈夫赖雅；谈到美国电影界和戏剧界里一些她所知道的内幕；谈到胡适，对胡适表示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也谈到李丽华，李丽华的美丽留给她的深刻印象让她念念不忘。
离开花莲市时，张爱玲坚持送礼物给王桢和的舅舅，因为这次花莲市之行的许多活动都是王桢和的舅舅帮忙给安排的。问王桢和买什么好。
王桢和说：“我舅舅不缺什么东西。”
张爱玲又来了幽默感，用英语说：“一个全能的人，是很难买礼物的。”最后张爱玲买了一支钢笔送给了对方，这支笔后来到了王桢和手上。
花莲之行，在张爱玲，是奇异的感受；而在王桢和，更如梦寐一般。
此行张爱玲是低调而来。直到临走时，才有一个晚报记者抓到了线索，在报上发了一条短消息，里面只有张爱玲一句话：“来台湾是拜访亲戚的。”后来，随行人员都笑王桢和：“那名亲戚就是你。”
王桢和自称，一生有三件事受到张爱玲的“强烈的影响”。这三件事，其实都是微末小事。
第一件，是说国语要标准。张爱玲对他说：“你们福建人f音与h音好像分不清。”王桢和自此遇到这两个声母发音时，都非常小心。
第二件，是王桢和以前把“噱头”说成是“剧头”。张爱玲委婉地提醒他：“噱头，上海人念‘xue头’”。王桢和此后，凡是对不知发音的字，都要先查字典再说。绝不臆想臆念。
第三件，是他们在看山地人喝酒时，王桢和说了一句：“他们表情很忧郁。”张爱玲没有听懂。王桢和就改用英语说“sad”。张爱玲笑笑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王桢和讲话，就务求去掉这类文艺腔。
这三件小事，看得出张爱玲的率真无羁，也看得出张爱玲在王桢和心目中的分量。
按照原定计划，除了花莲市之外，张爱玲还要参观其他几个地方：台东、屏东，还要搭乘金马号到高雄去，之后再回台北，在屏东她还打算参观当地有名的矮人祭。直到这时，张爱玲的台湾之行的色彩仍然是明朗而轻快的，可是接下来的一个电话却给她快乐的旅程涂抹上了浓郁的灰色。
然而，就在他们刚刚抵达台东的时候，刚一下车，车站站长就找到他们，说台北美新署署长麦卡锡正在找他们，打电话过来，让张爱玲立即与他们联络。
张爱玲的台湾之行就这样的结束了，她接到的消息是说赖雅在美国重病——赖雅再度中风住院了。
张爱玲只觉得当头一棒，怅然若失，一腔欢喜烟消云散，化作漫天阴霾。生活的窘困竟然坐着飞机从美国一直追到台湾来了，坏运气总是不放过她！来台湾这几天，她在华人世界里所受到的隆重的欢迎使她几乎忘记了在美国的潦倒与不如意，这个电话，就好像12点的钟声，将灰姑娘打回到了原型。赖雅的中风对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两年，他们的生活刚刚转顺一点，却又马上遭到这种不幸的袭击。这个消息使张爱玲悲伤而疲惫，张爱玲取消了旅行，她准备即刻返回美国。
为了赶时间，张爱玲连夜乘上巴士从屏东到高雄，再换夜间火车开往台北。回到台北，在台北她与王桢和匆匆分手了。她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就飞回美国，飞到赖雅身旁。
见到麦卡锡以后，终于得到详情——电话是赖雅的女儿霏丝打来的，说赖雅在张爱玲飞往台北一星期后，也启程乘巴士离开旧金山去女儿居住处的华盛顿，途径宾夕法尼亚的比佛瀑布市时再一次中风昏迷，被送进当地医院。医院赶紧通知霏丝赶来，此时霏丝已经匆忙赶到比佛瀑布市把父亲接到了华盛顿她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在这中间，霏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了麦卡锡，请他转告正在台湾旅行的张爱玲。
张爱玲了解了赖雅的情况心里略微放心一点。赖雅的病情虽然并不是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很快得到了控制，接下来的事使张爱玲仍然满面愁云，她仿佛看到了烟波浩瀚的太平洋彼岸病榻上的赖雅企盼她归去的目光。她是应该赶回美国，还是留在台湾？？
台北之行终于结束了，花莲之旅给张爱玲和王桢和留下了美好快乐的记忆。张爱玲后来与王桢和通了很长时间的信，他们间淳朴的友谊也绵延日久。这个相貌清秀卓有才华的年轻人是张爱玲后期为数不多的几个保持联络的朋友。
一次，王桢和在电影杂志上看到女演员作山地姑娘打扮的，就想起与张爱玲去看山地舞的情景，便把图片剪下来，寄给张爱玲作纪念。
王桢和大学毕业后按照规定服兵役，在驻地第一次见到相思树、相思豆，觉得惊喜，也写信告诉张爱玲。他在台湾看到张爱玲编剧的电影，认为导演没能领会妙处，拍得不好，就写信给张爱玲替她打抱不平，张爱玲仅是一笑置之。
王桢和服完兵役后，在花莲县中学做过两年的英语教师，又先后在台湾亚洲航空公司、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工作。那时他可以免费飞美国，于是写信给张爱玲，说是去美国波士顿看她。张爱玲回信说，很欢迎。
王桢和曾有两次到美国，但都没有能够见到张爱玲。第一次是三年后，王桢和大学毕业来到美国在纽约，由于地理位置的不熟悉，王桢和手里拿着地图，就是找不到张爱玲的住处，害得张爱玲白等了一天，咫尺天涯，惜乎匆匆错过。第二次是在洛杉矶，许多年后，步入中年的王桢和去美国爱荷华国际工作室做访问研究，又写信给张爱玲，希望能够见一面，但是这一次被张爱玲拒绝了。她说：“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张爱玲这时候已经任何人都避而不见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也许，张爱玲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就让它们保存在记忆的缥缈云烟中吧。王桢和对张爱玲的拒见完全领会，他说：“后来没有见着张爱玲是对的，这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青春的一面。”
——1961年的花莲，无论是艳阳还是蓝海，在他们的记忆里都是美好的，早已定格。记忆美好，就不要去破坏它了。
1967年，王桢和因发表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而一举成名；1969年，王桢和正式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任职。
那次送别张爱玲后，他们都没有忘了彼此。直到25年后的1987年，王桢和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提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许多细节都还有清晰的回忆。他说：“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说的话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带的大耳环……”
王桢和那陶醉在美好往昔的回忆中，抚今追昔，他伤感而又满足。记者当时在采访中写道：“我希望张爱玲看到这篇访问，会很温馨的，像一幅油画，年代越久远，里面的线条、色彩越清晰的浮现出来，带回往日的美丽，停伫成永恒。王桢和笑着回忆自己回到那年大二的上学期的那年秋天……
如果时移世易，他们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相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心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或许也只是彼此淡淡地问候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惟能见到王桢和他脸上的一种笑意，单纯而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