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烊时，周掌柜将当日的账目交到一个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女子手中古城狼烟：烽火背后的女人1章节。年轻女子翻看了一阵，微微一笑，还给了周掌柜，没说什么，转身走上二楼。
周掌柜亦如往常一样，一边吩咐着伙计锁好院子的大门，一边将柜台上的物件收拾妥当，然后亲自关掉电灯，再与伙计一起从院落的侧门走进旁院的住所。
不论是月朗星稀，还是风高雪夜，东来阁的院落总是静的出奇，如果不是后院的几扇窗户中隐约闪出昏暗的灯光，一定会让人误认为这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大宅。
到了清晨，伙计们早早就起来了，清洗打扫，忙碌不停，待日上杆头时，店门大开，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意古城狼烟：烽火背后的女人1章节。
其实餐馆里管事的不止周掌柜和那名女子，还有一位年约四十的康姨，虽然容貌老了，但能看出她年轻时也是个极标致的人儿。康姨的个子不高，身形略瘦，和周掌柜一样有着苏州的口音，她性情直爽，做事利落，既有北方女子的泼辣豪迈，又有南方女人的细致谨慎。
那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就是苏璎——东来阁的女老板，因好种萱草，更因培植出能开淡绿色花朵的萱草，而自称为绿萱。
据周围人的传言，说她是晚清没落贵族之女，生父病故后，与身为侍妾的母亲被赶出了家族，她们回到了苏州老家，娘家人也不收留她们。母女二人孤苦度日，不到一年，她的母亲因疾而终。只有忠实的丫鬟——也就是现在的康姨继续照料着她的起居生活，始终不曾离开过她，还跟着她东渡去了日本。当苏绿萱学成归国后，去了苏州一趟，可能是祭奠一下自己的母亲吧，然后就直接来北平开了这家酒楼，却不曾和王府家族里的任何亲人联系过，大概她也很憎恨那帮毫无人情、见利忘义的小人吧。她把酒楼的生意交给康姨和周掌柜打理，自己过着自由自在的悠闲生活，不过，她不是在茶馆或戏院打发生活，除了参加各类上流社会举办的舞会沙龙外，她更爱好去郊外散步、写生，天气好的时候，也偶尔放放风筝。
亦是从苏州来的周掌柜是个旗人，随着时局的更迭，他的家底儿越来越薄了，但谋生的本事却始终不见长进，虽然能写会算，可这年头，能写会算是不能当饭吃的，妻子受不了苦，跟着别人跑了，他膝下又无儿女，更只靠不上什么亲戚。就在他无法生活下去时，旧邻居的女儿——苏绿萱接济了他，于是，他跟着苏绿萱来到了北平，有了一份可营生的差事。周掌柜是个读书人，深知孔孟之道，因此很重义气，所以对苏绿萱唯命是从，毫无二心。
至于伙计们，起初都是从外地来北平谋生的年轻人，均吃住在东来阁，他们做起事来毫不惜力，对老板也算是衷心耿耿。后来酒楼生意好了，又来了一些方方面面的人推荐而来的新伙计，这些伙计不与原先的伙计们住在一起，本地人自然在北平有家，外地的则被安排住在离东来阁有些远的某个胡同的小院子里。相比之下，新来的伙计因为有熟人的缘故，做起事来就显得圆滑一些，不如先前的伙计卖力，碍于人情，老板也说不得什么，不过，那些老伙计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懈怠，依旧本分的做工，大概是老板私下里给他们塞了红包钱物做奖赏的缘故吧，这就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事了。
秋末的某一天，东来阁来了一个陌生的日本客人，伙计们一如招待其他客人一样，为这个日本人端茶递水，日本人也还客气，一个人吃了顿午餐，便离去了。
可从这天后，这个日本人是天天的来，每天都吃同一道菜，吃完，留下饭钱就走，不多说一句话。此人文质彬彬，穿一身深色的西装，不扎领带或领结，但衬衣的扣子绝对都是被整整齐齐的系好，不落一颗，他偶尔会戴一顶黑色的礼帽，更多时是不戴，他的眉宇间凝有一股英气，身材魁梧，无儒雅之风，也不像商人。
东来阁的人从来不仔细关注此人——他们对任何客人都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却很关注此事。
“九?一八”过后，日本控制了整个东北，并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帝国，可他们的野心不是只占领一个东北，随着山海关的失守，承德的失守，热河的失守，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整个华北大地上，也笼罩在每个爱国志士的心头。
华北告急，中国告急。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的态度却十分不明朗，其中当然不乏积极提倡抵抗的人，但软弱的屈服者也不少，还有的就只把眼睛盯在政敌上，把炮弹丢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不平等的《何梅协定》签署后，国民政府将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纷纷从河北及平津撤出，造成平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日本人便趁机扶持起一批流氓、汉奸在一些地方闹事，并意图让华北地区实现所谓的“自治”。
幸亏在危机关头，宋哲元率二十九路军及时进驻北平、天津，给滋事的地痞以有力的打击，才得以让平津地区恢复了平静，破坏了日本人的阴谋，以此明示抗击侵略、固守河山的决心。
其实，不止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还有很多部队均已纷纷表示了希望抗日救国的决心，可蒋介石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让各系部队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入了白热化。执拗的蒋介石丝毫不顾忌，即便之后发生了两广事变，他仍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既定的方针。
宋哲元最痛恨内战，因此对国民政府的“剿共”方针置之不理，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军上。
但是，在上层的高压和外敌的强势下，宋哲元也不得不做些妥协的事情，例如《秦土协定》的签署。
在《秦土协定》中，国民政府已经接受了日军提出的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致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丧失。然而，这在日军的狼子野心中不过是一点小甜头，得陇望蜀，他们再次收买了汉奸和流氓在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二十日发动了“香河暴动事件”，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十一月十一日，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并让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以此为诱惑，限他二十日前宣布。到了二十五日，土肥原见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转而先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月兑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继续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于十二月十八日，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哲元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
在这期间，人民对宋哲元的表现是一片哗然，曾把宋哲元及他领导的二十九军视为抗日先锋的一些人感到失望了，且这种情绪被广泛的散播开，从学校到工厂，再到街头巷尾，失望又演变成不满，最后更因时事的推动激化出了“一二?九”抗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