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第三五回孙中山倡导革命康有为鼓吹变法（下）
第三五回孙中山倡导革命康有为鼓吹变法（下）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深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便北游京津，写了《上李鸿章书》，称：“观欧洲各国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浪客中文网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应勤求远略，仿行四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希望李鸿章收用自己，能玉成其志；幻想着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立宪政体代替封建**制度。但是，他的上书被李鸿章拒绝。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接受了教训，开始认识到和平方法难以实行，只有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改造中国。于是，孙中山放弃改良思想，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他回到檀香山，在当地华侨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宣言中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革命宗旨。不久，孙中山来到香港，与旧友陈少白、陆皓东、杨衢云等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部，重新修订章程，发布宣言，一方面斥责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方面指出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机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英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在秘密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基本纲领，号召人民以革命手段救亡图存。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式开始。
兴中会成立后，联合了香港、广州一带的会党和反清志士。筹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孙中山在广州设立了起义领导机关，由陆皓东、郑士良组织实施，联络了广州附近的会党数千人，定于1895年10月26日起义。计划由杨衢云率香港会党三千人抵广州后首先发难，各路同时响应，一举攻下广州。谁料，其事不密，被官府发觉，立即在海关、港口严加戒备。香港会党在运送武器到达广州时，被海关搜获手枪六百支，当场抓捕七十多人。陆皓东、朱贵全等领导人被捕，惨遭杀害；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被悬赏通缉。第一次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发动就失败了。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四处奔走呼号，宣传革命主张。他在报纸上撰文道：“中国正处在民族革命运动之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即可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从此，孙中山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不断积蓄革命力量，决心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
和孙中山相反，康有为选择了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企图依靠封建皇帝变法维新，达到挽救民族危亡之目的。康有为，字广厦，广东南海人。生的脑门宽大，脸颊稍长；眉淡目细，鼻小唇薄；两撇八字须，一张谈天口。康有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明，博览群书，思维敏捷，口才过人。青年时期对中国古代典籍逐渐厌倦，目睹时局动荡，民族危机，萌生了济世救民思想，开始阅读西方进步书籍，眼界为之开阔。中法战争之前，他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南回途中，路过上海，看到高楼林立，商业繁华，马路四通八达，社会秩序井然；方知西方人管理有方，治世有术。于是，广泛购求介绍西方史地、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书籍，发奋攻读，顿觉耳目一新，初步形成了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中法战争之后，康有为第二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已被录取为进士。但康有为却在发榜之前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奏书，指出国家正面临着“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状况，认为当此非常时期，应变革旧法，实行新政，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以挽救国家之危亡。然而，他的上书并未递到皇帝手中，而是被朝中大臣扣压，并立即予以排挤、报复。主考官徐桐在看了其上书后宣称：“如此狂生，不可录取。”竟在发榜前夕，删除了康有为的名字，取消了其录取资格。此事传开，康有为的主张渐为世人所知，使其在北京暂露头角。
上书未达，反倒葬送了录取资格；康有为颓然回乡，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阐述变法思想，培养维新力量。数年间，造就了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一批骨干，为改良、变法大造舆论，四处鼓吹。梁启超，字卓如，广东新会人；生的宽额隆鼻，剑眉炯目；才思聪敏，文笔犀利。因科举考试失败，思想裂变，愤而题诗自励曰：“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随后，他慕名赶赴广州，拜康有为为师，竭力推动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一边招徒讲学，一边著书立说。他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穿凿附会，标新立异，撰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宣传维新变法道理。《新学伪经考》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斥为伪经，主张应予以抛弃。从而动摇了封建统治者恪守古训、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则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有关尧舜禹汤圣德大业之记载，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之言，宣传其思想之作。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维新变法之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康有为的新书刊印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地轰动，犹如火山之大喷发，思想界之大飓风；为其门徒发动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康有为第三次进京应试。正值《马关条约》签订，举国骚然，莫不为之愤激忧虑。考试结束，康有为向各省应试举人倡议，共同上书皇帝，请求拒绝这一卖国条约。在他和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约集各省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商议上书事宜。会场上群情激愤，众意昂扬；公推康有为起草书稿。康有为慨然命笔，用时一昼夜，写就一份万言书。其主旨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前三项为“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为“立国自强之策”，故着重尤在变法。书稿宣读后，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书后签名。次日，康有为等人将万言书交都察院转奏皇上；都察院官员推说马关条约已经批准，无从挽回，拒绝接受。此事即为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知识分子的图强救亡运动，其主旨在于要求变法维新。此书虽未上达，但其全文却已辗转传诵，风靡一时。各省举人回归本省，四处传播，不断扩大影响。康有为亦因此而名声大噪，迅速成为全国注目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公车上书求变法，惊世雄文传万家。神州从此风雷动，人心思建新中华。
“公车上书”的次日，会试榜公布，康有为中了进士；不久，被授予六品官衔，任工部主事之职。康有为大失所望。本来，康有为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有超人之智慧，救世之才能；梦想着“一步登天当大官，辅佐明君为贤相”。没想到，折腾了十多年，只当了个六品主事的小官。康有为焦虑愤懑，夜不能寐，反复思索，极不甘心。于是，他把未能上达的万言书重新修改补充，以个人的名义写成了第三份上皇帝书。明确指出：“甲午战败，局势危急；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故须大讲变法，实行新政。否则，是坐待自毙也。”康有为的第三份上书，经过几个大臣的转手，终于递到光绪皇帝手中。光绪看后，大为感动；誉为自强雪耻、富国强兵之策。立即令人抄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广为征求意见。又派自己的老师翁同和拜访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从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并与帝党结合起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迅速高涨。
康有为执着上书，终于感动了皇帝；又与翁同和一席长谈，使他大为振奋；幻想着大展宏图，参与治国理政。不料，等了两月，却不见朝廷有丝毫行动。康有为心急火燎，又写了第四份上书；请求“裁撤守旧官僚，起用维新人士，尽快推行新法”。但是，他只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无权直接上奏皇帝，只好恳求工部堂官转递。工部堂官厌恶其“推陈出新”的主张，拒绝为他转递。康有为受此梗阻，犹如被人从火炉中提出，旋即塞进冰窖，顿感寒彻骨髓。盛怒之下，他辞去官职，与其门徒转向社会，进行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的活动，以追求更大的社会轰动效应。
康有为等改良派特别能折腾。为了扩大影响，推动变法，他们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编辑和撰稿，宣传西学，鼓吹维新。每日印发千余份，免费分送给达官显贵。康有为又鼓动帝党官僚、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推举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是带有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开会都安排专人演说，大讲“中国自强之学”，探求“救亡图存之道”。强学会的轰动效应日见剧烈，吸引得许多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军机大臣翁同和、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等各捐五千元，袁世凯捐五百元以充会费，列名于会籍。甚至，就连李鸿章也表示愿捐二千两银子入会，但因其名声太臭，被强学会断然拒绝。
李鸿章被拒绝后，对维新派怀恨在心，便串通后党官僚荣禄、刚毅等群起反对；又指使大学士徐桐、御史杨崇伊弹劾文廷式、康有为等人“私立会党，妄议朝政；蛊惑人心，聚众谋反”。李鸿章亲自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密。慈禧太后立即召见光绪皇帝，予以严责，威逼光绪下诏查封了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并将侍读学士文廷式革去职务，逐回原籍。北京的维新风潮受到挫折。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前得到消息，逃离北京，南下上海避难。他们不甘寂寞，继续折腾，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出版《强学报》，继续宣传变法。在上海一带活动的知名人士张謇、章太炎、黄遵宪等人纷纷入会，维新运动又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官场游戏，变化莫测。张之洞得知北京查封强学会的消息后，立即见风转舵，查封了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康有为再次遭受挫折，不敢公开出面，便鼓动汪康年、黄遵宪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为主编，坚持扩大宣传。梁启超以其通俗、流畅的文风和犀利的笔锋，陆续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封建顽固官僚因循守旧，误国害民。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的论断，强调维新才能救亡，变法才能图存。进而阐发了伸民权、设议院的政治观点。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矛头直指封建官僚体制，大力提倡政治变革。这些旗帜鲜明的议论，在知识界起到了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作用。每天新报印出，即被抢购一空，人们争相传阅，街谈巷议，无不深受鼓舞。
与此同时，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齐名的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早年留学英国，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甲午战败后，他痛心于国势日危，便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书籍，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提出了中国应当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天演论》出版后，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而掀起了一股求新求变的社会思潮。严复在报纸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废除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废除科举考试，学习西方技术；并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的政治学说。他呼吁人们不要再走老路，而要改弦更张，另辟新途径。他的大力宣传，启发了中国知识界向西方寻找真理，救亡图存的时代风尚。
在湖南，谭嗣同等人创办了《湘报》，开展维新宣传活动。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大官僚家庭，性格豪放，激情充沛。甲午战败使他痛心疾首，对清朝的**统治极为不满，便创办报纸，发表论文，抨击封建**；成为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
由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努力，《时务报》、《国闻报》、《湘报》成了解放思想，推进维新运动的三面旗帜，掀起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在此影响之下，全国各地形成了立学会、办报纸、办学堂、办书局的热潮。可惜的是，这些组织过于分散，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机构，旋起旋灭，旋建旋散，极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迅速冰消瓦解。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当此大战失败，创深痛巨；列强瓜分，民族危亡的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奋起，奔走呼号，竭力救亡图存，实在难能可贵。大部分守旧官僚反对变法，因循守旧，依然势力强大。占社会主体的广大农民、工人，因被忽视而置身事外。康有为等人看不见人民的力量，也不愿意去做发动民众的工作。而没有亿万民众的参与，维新运动就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昙花一现，不可能实现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之目的。这才是：书生空负凌云志，月兑离人民成事难。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