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第三六回光绪帝百日维新西太后一夜复旧（上）
第三六回光绪帝百日维新西太后一夜复旧（上）
康有为不想革命，只想改良；他看不起亿万“愚民”，眼睛只盯着一个皇上。1897年11月，德国抢占了胶州湾，再次引起举国震动。康有为又来到北京，他第五次用上书方式叩击紫禁城的宫门，提醒皇帝道：“万国报馆，议论沸腾，海内惶然，愚民蠢动，咸以瓜分中国为言。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和诸臣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同时，他四处钻营，终于打通了一步登天的关节，与都察院的官员高燮曾拉上了关系。经高燮曾推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却遭到了恭亲王奕?的阻拦。奕?道：“按我朝祖制，非四品以上官员，皇上不得接见。”光绪无奈，只好下令由大臣接见康有为，代为问话。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与五位朝中大臣对话。康有为被带进议事厅，他的对面坐着北洋大臣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新军统帅荣禄、户部尚书翁同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康有为刚一落座，李鸿章便傲慢地道：“汝既为读书人，就当遵守祖宗成法。岂能违背祖训，妄言改变。”康有为立即反驳道：“世间万物皆处在变化之中，祖宗成法亦然。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只有推陈出新，顺时而变，国家才能富强，才能称雄于世界。”李鸿章击桌喝斥道：“违背祖制，即是不忠不孝。”康有为淡然一笑道：“变法维新，旨在富国强民，焉能说成不忠不孝。依大人所言，祖宗之法不可变。我请问大人，祖宗之法是用来保护祖宗之地的，而今，祖宗留下的广阔疆土，为何被洋人割占、瓜分？出卖国土是否违背祖制？把祖宗百战得来之土地，拱手送给洋人；这是忠，还是孝？”真是一语击中要害，李鸿章多次签订卖国条约；忽被当面质问，不由得面红耳赤，气得胡须乱颤，无言以对。荣禄在旁边看到李鸿章的狼狈相，便接过话茬，气呼呼地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完美无缺；孝子贤孙，只能恪守。”康有为笑道：“用祖宗之法，治理祖宗之地，实属陈腐之见。如今，列强威逼，祖宗之地已经难以保全；时代变了，祖宗之法非变不可。譬如：老祖宗并未设立总理衙门，而今天我们却在总理衙门议事。老祖宗带兵打仗，只用弓箭、大刀、长矛。大人身为北洋新军统帅，为何不用弓箭长矛，而改用洋枪洋炮，岂不是违背了祖宗之法？请问大人，您忠在何处，孝在何处？”几句话说的荣禄张口结舌，不敢再言。廖寿恒见李鸿章、荣禄二人理屈词穷，便有意转移话题，捋着胡子，摇头晃脑地道：“皇帝乃是天子，臣民必须效忠，才能兴国安邦。汝却要设议会，行立宪，岂不是目无皇帝？”张荫桓也随声附和道：“对。设立议会之后，将我大清皇帝置于何处？”康有为挺身而起，神色庄严地道：“我大清皇帝至圣至明；可如今在皇上周围，有许多贪官污吏，瞒上欺下，致使朝纲紊乱。而设议会，行立宪，可使皇上直接倾听百姓疾苦，了解国家安危，从而采取有效之策，安邦兴国，强基固本。国家兴旺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皇上必会受到万民拥戴，成为流芳百世之明君。”这一席话，义正词严，直说得廖寿恒、张荫桓难以应对，默然无声。
在五位问话大臣中，只有翁同和始终一言未发。他听着康有为的慷慨陈词，心中暗想道：“此人能言善辩，绝非平庸之辈。若被皇上任用，推行新政，必将有益于国家自强。”谈话结束后，翁同和当即进宫，向光绪皇帝详细汇报了问话内容。随后又补充道：“日本、俄国原本比我国落后，经过维新变法，皆已走上强盛之路。我们应积极效仿，奋发图强。”光绪叹道：“变法之心，朕早已有之。可母后不允，朕也是身不由己。”翁同和道：“康有为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皇上是否召见他？”光绪面带难色，思之再三，仍然不敢违反旧例召见，更不敢破格擢用康有为，只是下令道：“从今以后，康有为若有奏折，可即日呈递，任何人不得阻拦。着康有为将其著述之书，尽快呈上，供朕御览。”
翁同和出宫传话，康有为欣喜若狂，又写了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明确指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为强，守旧则亡。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大誓臣工以定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的主张，建议光绪皇帝仿效日本，设立法律、度支、学校等十二局，推动中央变法，实施新政。同时，进呈了他写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供皇上借鉴。康有为精神亢奋，朝思暮想，不久又写了第七份上书，详细介绍日本明治天皇变法的过程，俄国彼得大帝维新图强的事迹，以激励光绪皇帝之决心和勇气。光绪皇帝读后深受鼓舞，决心效仿实施。
康有为一面鼓动光绪皇帝，一面重新组建学会。他发动门徒四处摇唇鼓舌，争取知识分子参与。其时恰逢会试，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乘此良机，经过李盛铎、梁启超、康广仁的活动，组建了著名的保国会。康有为慷慨陈词，痛述国难当头，形势岌岌可危；又执笔起草会章，阐述宗旨：“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名为保国会。”“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为保圣教之不失，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为讲外交之故。”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参加保国会者只有一百八十六人；且达官显贵及其子弟无一人加入。这真是倡之者哓哓，而应之者却寥寥。
康有为等人毫不气馁，继续奔走呼号，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部，在各地设立分会。保国会已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在其影响之下，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如同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京城内外，人心动荡，思潮澎湃。
维新派的主张，引起了封建守旧官僚的极度恐慌，立即群起而攻之。保国会成立一月后，御史黄桂鋆上奏弹劾道：“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劫内政则有余。保国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冀博一准办置之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御史文悌劾奏道：“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军机大臣刚毅立即请求严加究办，却因光绪皇帝说了句“会为保国，岂不大善”，才免于查究。但消息传出，顽固派接连恫吓，一些会员动摇、畏惧，纷纷声明退出；保国会经此挫折，随之烟消云散，闻者皆摇首回避。
此时，洋务派官僚张之洞趁机倒戈，反对维新，在报纸上发表《劝学篇》，主张读书人应专心读书，切莫参与政治活动；并重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他认为变法决不能抛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之道，大骂维新派“背祖忘亲，蔑古诽今。”“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而顽固派官僚则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由此引起了维新思想与守旧思想的大论战，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争辩；互相攻讦，彼此批判；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皇帝是必须保留的，绝对离不开的。
是年五月，恭亲王奕?病死，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康有为乘机催促翁同和提请光绪皇帝“当机立断，实行变法”。翁同和向光绪皇帝道：“皇上有心变法，已经半载有余，至今迟疑不决，使天下士子失望。”光绪道：“朕手无实权，难以施行。”翁同和道：“实权要靠争取，不能消极坐等。”光绪道：“如何争取？”翁同和道：“大胆起用新人，委以重任，方能结成羽翼，增强权势。若优柔寡断，皇上岂不是徒有虚名耳。”光绪闻言，内心刺痛，愤然作色道：“是矣。朕不能再做假皇帝，要做真皇帝。”翁同和进一步激励道：“如今列强威逼，蚕食鲸吞；生灵涂炭，国将不国。皇上若再不振作，难免成为亡国之君。”光绪大为震动，当即表示：“朕意已决，即刻禀明母后，推行新政。”
次日，光绪皇帝传见庆亲王奕劻，明确提出：“朕欲施行新政，又恐母后阻碍。汝可先去颐和园禀告此事，速来回奏。”奕劻道：“如果老佛爷不允，又当如何？”光绪道：“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奕劻赶到颐和园如实转告，慈禧闻言大怒道：“他不想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劝道：“老佛爷息怒。皇上要推行新政，也是为了巩固我大清国的江山社稷。依奴才之见，不妨让皇上试办之。”慈禧听罢，脸色阴郁，勉强答应道：“也好，就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于是，奕劻回复光绪皇帝道：“太后不禁止皇上办事。”光绪大喜，当即赶往颐和园向慈禧谢恩。慈禧淡淡地道：“变法也是要紧之事，但毋违背祖制，毋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光绪皇帝满面欢笑道：“遵旨。皇儿每行一新政，必先奏明母后，敬请训示而后行之。”言讫，辞别回宫。后人有诗议之曰：
变法不准违祖制，维新切莫除旧规。试看母子争权处，貌合神离徒伤悲。
光绪皇帝回到皇宫，神采飞扬，浮想联翩。他计划着：依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实力，利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声誉，进行一定程度的变法，逐步摆月兑母后的控制，做一个乾纲独断、名垂青史的真皇帝。翁同和看出了光绪皇帝的心思，回到家中，连夜起草了两篇《请定国是》的奏折，先后交给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用他们的名义送给皇帝。光绪皇帝览奏大喜，在征得慈禧太后同意后，于6月11日，发布了《明定国是诏》，标志着变法运动正式开始。由于是年为农历之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
光绪皇帝的新政刚一开始，慈禧太后就针锋相对，严密防范。她迫使光绪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个“上谕”，免去翁同和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务，驱逐回籍；借以孤立光绪。第二个“上谕”，规定新受任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权，堵塞光绪破格任用维新人士的渠道。第三个“上谕”，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以控制京津和华北的兵权。随后，又派怀塔布管理颐和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官兵，控制紫禁城。为了严密监视光绪皇帝的活动，慈禧还在宫廷内外布满了爪牙，出入宫门之人，一律严格检查。慈禧布下天罗地网，视皇上如同釜底游鱼，任其跳跃，焉能逃月兑？
光绪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迈出了变法的第一步，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数日后，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君臣长谈达两个小时之久。康有为向皇帝陈述了变法三策：“上策是，仿照日本、俄国经验，确定变法大政方针；诏令天下，一体执行。中策是，挑选有才能之官吏，制定变法细则，次第实行。下策是，令各省督抚自定变法方案，积极推行；守旧不变者，予以革职。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犹可以弱；仅行其下，亦不至于灭亡。”光绪道：“卿之所言甚善，朕欲行其上策。不知当从何处入手？”康有为道：“应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光绪道：“一语中的，实为变法之关键。”康有为道：“皇上之圣见既及此，为何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皇帝防人偷听，目光注视窗外，然后叹息道：“奈掣肘何！”康有为意识到这是暗示太后和守旧大臣，但他仍然鼓起勇气，激励光绪道：“皇上可就权力之所及，行可变之法，循序而渐进，亦可救国。”光绪道：“国事全误于守旧大臣之手，但朕无权去之，也势难尽去。”康有为沉思良久，为之划策道：“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光绪恍然大悟，道：“不是除旧更新，而是留旧增新。”康有为低声道：“逐渐实现权力转移。”君臣二人，一个懦弱，一个幼稚，空言变法，无异于一场春梦。
光绪皇帝虽然接受了康有为的主张，但只授予其“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的六品官衔，许其以专折奏事之权。半月后，梁启超也以举人身份被皇帝召见，也仅授予六品卿衔，受命办理译书局事务。六品卿衔，仅是个小秘书而已。只此可见，光绪皇帝并不想重用康、梁，而只仅仅是利用其声望。虽然如此，因蒙皇上召见，却使康有为、梁启超名扬四海，声震八方；惹得全国各地的读书人眼红心热，欢呼雀跃。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旬日之间，在京城内外形成了“家家谈维新，人人议变法”的热闹场面。
开台锣鼓响过，正戏随之开始。光绪皇帝迫不及待、接连不断地发出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三月之内，便发了一百八十多道诏书。其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经济方面：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重建海军。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这些诏书不分轻重缓急，号令杂乱无序，显得毛毛躁躁，难免月兑离实际。由于缺乏深思熟虑，许多指令根本就无法实行。
变法诏书的颁布，从主体上看，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有利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但是，新政丝毫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会、开国会、定宪法”等君主立宪的政治内容。相反，却把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筹饷练兵”反复强调，列为第一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