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第四九回旧绅商实业救国新文化启迪青年（上）
第四九回旧绅商实业救国新文化启迪青年（上）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在政局动荡、权力更迭的同时，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不少障碍。通过参与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较大提高；南京临时政府关于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商业的热情。嗣后的北洋政府虽然权力更迭频繁，政局乌烟瘴气；但在经济上却一直执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主要内容有：解除对民间兴办工商业的限制；实行专利制度，奖励植棉、制糖、畜牧；对新办企业给予优惠，实行保息制度，对民族工业品及其原料减免捐税；设立各种示范场所，推广技术，劝导人们创办实业；筹办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参加外国博览会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经济的生存环境，从而助长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众多地方绅士、富商巨贾、达官显贵纷纷跻身实业，抓住机遇，竞相角逐，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海外华侨等竞相投资国内工业，形成了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新热潮。
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一度放弃政治而专注实业，为实现中国近代化而积极奔走。他满怀信心的宣称：“中国处在大规模地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他在上海设立铁路公司，兼任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中华银行总董事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俨然成为工商界的头面人物。
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尤其是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各地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实际行动。数年之间，全国新建厂矿六百多家，新增资本一亿三千多万元，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榨油、造纸、化工、烟草、火柴等轻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进出口贸易、造船、航运、金融，以及国内各省的铁路、矿山、煤炭、水泥、钢铁、军工等行业，无不呈现出一片蓬勃兴旺的状态。
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张謇、周学熙等有识之士，利用其亦官亦商的身份，快速成长为著名的实业家，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謇既是晚清的状元，立宪派领袖人物，又是民国政府的农工商总长。但他并没有醉心于官场，而是以极大地爱国热忱创办实业。他先后创办了十八个企业，参加了九个公司的投资；年获利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这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张謇在兴办企业的同时，又投资创办了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十余所学校，筹建了南通大学。与张謇齐名的是周学熙，曾任清廷的两江总督，民国建立后又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亦官亦商，先后投资创办了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新华纺织公司等企业。其新华纺织公司，在天津、青岛、唐山设有多处分厂。后又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带动了一批工商企业的发展。
可惜，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国民族经济又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只能是艰难生存，顽强抗争。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日益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仅六十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则猛增到二百多万人。城市里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一千万人。
中国工人阶级是新兴的阶级，在近代工业中从事有组织的劳动，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具有组织纪律性强，高度集中的特点。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非常低下，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因而反抗性、革命性极强。尤为重要的是，工人队伍的持续壮大，使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由于外资的入侵，反动政府的赔款，土地兼并的加剧，加上战争、天灾、**，使大批破产的农民加入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列。因此，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易于同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各地的工人组织了多次罢工，并互相支援，结成罢工同盟；且由分散的、自发的经济斗争，逐渐转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在旧世界的母体中成长壮大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的阶级，即将登上政治舞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剧烈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必然会催生出先进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后，皇朝变成了共和，但中国却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相反，日本的侵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这一连串的政治灾难，促使着许多仁人志士在痛苦之中惊醒，在惊醒中思考，在思考中探索新的出路。一些知识界的先觉们开始认识到，共和不能真正实现、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在于未能唤起民众，关键是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于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开启民智，改造国民；逐步掀起了一场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
吹响新文化运动号角的领袖人物，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是清末秀才，因参加反清活动而遭受追捕，遂流亡日本求学，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加入同盟会。他思想敏锐，言行激进，归国后即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洪流之中；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称帝前夕，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历数当时中国社会之黑暗，第一次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他启示青年必须树立变革现实的思想，要有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奋起自救。
《青年杂志》创办之后，陈独秀多次撰文，尖锐地指出：“共和建立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返**或帝制，此并非共和之罪，而是由于受到反动的阻力。诸如北洋军阀张勋、保皇党人康有为之流，实为共和之最大阻力。其反动所至，造成了今日之黑暗。然此反动之黑暗，不久必将被消灭；改革者必将获得最后之胜利。”他号召广大青年明辨是非，顺应时代潮流，发扬活泼上进、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他向广大青年介绍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以此反对封建**和军阀独裁，反对旧伦理和旧道德，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提倡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宣传自然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偶像崇拜。他针对社会上十分猖獗的尊孔复古思潮，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认为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的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是愚昧之说教、奴隶之道德，也是中国社会前进之绊脚石。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千年旧俗凝寒冬，万丈冰雪百花零。忽然一枝独秀出，快向人间报春风。
陈独秀的论文犹如思想界之春雷，学术界之飓风，迅速引起了强烈共鸣。青年人读之，如清夜闻钟，若当头喝棒。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阅读了《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后，则连连拍案称奇；当即决定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蔡元培自任北大校长以来，锐意改革，广揽英才；提倡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鼓励研究高深学问；先后聘请了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胡适、鲁迅等人为教授。使北京大学成为英才济济、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爱国青年。
陈独秀就职北大后，即与李大钊成为挚友。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的身材魁梧，四方脸盘，鼻架近视镜，唇留浓短髭，学就满月复经纶，养成浩然正气。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投身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多次撰文抨击封建帝制，号召青年探求新知，改造中华，在北大学生中颇著声望。
一日，陈独秀邀李大钊为《青年杂志》撰稿，李大钊爽然应邀，来到陈独秀书房。二人清泉煮茗，促膝而谈。李大钊建议道：“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就要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培养新青年。因此，我提议，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鼓掌道：“此意甚好，就从本期改之。”李大钊道：“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立新之最大障碍，在于封建礼教对国人之毒害。”陈独秀道：“诚如君言。孔教流传数千年，毒害最深。孔教与帝制之间，有着不可离散之因缘。而同民主自由的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水火不容。”李大钊痛斥道：“孔子者，历代帝王**之护身符也。儒教对人们思想上的约束比**上的摧残更为严重。”陈独秀道：“请君就此撰文，以正国人之视听。”李大钊道：“此亦吾之愿也。”
数日后，《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改名为《新青年》出版，李大钊连续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批驳孔子、儒教的文章。他宣称：“那些尊孔复古之辈，皆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其倒行逆施决不能姑息，要焚其书而戮其人，灭其迹而绝其种。”在此期间，四川学者吴虞以其言论激烈而名声大噪。吴虞投稿《新青年》，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封建**联系起来批判。斥责孔教为“麻木不仁的礼教”，是“洪水猛兽”，务必彻底铲除。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玄同撰文称：“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盖因中国书籍皆为孔学、妖道之内容；甚至连中国文学亦在彻底废除之列，因其专事发挥孔教之故。”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却对西洋文化顶礼膜拜，主张全盘西化。如此见解，虽能振聋发聩，然却失之偏激。
文人论战，容易走极端。潜心深思，孔子何罪？孔教何罪？三千年前，孔子述而不作，其说教、思想均非本人亲笔著作，而是其弟子、门徒记录整理而成书。自汉朝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历代帝王所利用，始得大行于天下。孔教之实质是建立一套稳定的社会秩序，因之，被封建君主视为维护其政治统治之工具，奉为**政治之灵魂而大加吹捧。故历朝历代之封建统治者，无不竭力推崇孔教，不过是以孔子为招牌，以孔教为工具耳。相反，那些企求社会变革之阶级，则视孔教为大敌，无不竭力诋毁孔子，企图彻底否定孔教。近代洪秀全首举反孔大旗，欲以拜上帝教取而代之，终因与中华民族之传统道德相悖谬，而难以赢得天下人心。袁世凯图谋称帝，以孔子为招牌，欲利用孔教来维护其统治，是借尊孔之名，行称帝之实。此与孔子何干？世人因痛恨袁世凯称帝而批判孔子，致使孔子蒙冤、孔教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