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第五十回反卖国五四运动顺潮流孙文复出（上）
第五十回反卖国五四运动顺潮流孙文复出（上）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天地，于是，将追求的目标从欧洲转向俄国。他们不再把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最高理想，而是努力探求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十月革命彰显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使探索新路的先驱们豁然开朗，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广大群众，推动群众进行直接的斗争。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他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俄国的榜样，到受压迫最深重、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培植革命力量。陈独秀也认识到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之必要，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有军阀、官僚、政客三大害。欲除此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蔡元培则在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各种进步刊物陆续登载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文章。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俄国布尔什维克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的新曙光。今后的世界，将成为劳工的世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我们只能迎接，不可抗拒。”他热情地欢呼：“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他的主持、推动下，北京《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介绍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18年3月，应蔡元培之邀请，长沙第一师范的杨昌济进京，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送走恩师后，**亦即将学满毕业，开始筹思未来的出路。一日，蔡和森拿着刚收到的《新青年》杂志，找到**，兴冲冲地道：“好消息。杂志上说，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组建了华法教育会，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我们都去。”**一边翻看杂志，一边慢悠悠地说道：“去法国？听不懂洋话，看不懂洋文。”蔡和森道：“我们可以学。”**道：“我想还是先深入研究中国实际，以后再出国考察。”蔡和森道：“我意已决，去法国勤工俭学。”**道：“这也是一条出路。你先去北京联络，我负责动员、组织新民学会的同学参加。”二人商定后，即分头行动。
是年八月，**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余人，自长沙进京，与蔡和森会合。在蔡和森的安排下，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补习法语，为出国做准备。**则赶到北大，看望恩师杨昌济。经杨昌济介绍，**拜见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学术巨匠。**的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赢得了李大钊的青睐。经杨昌济推荐，李大钊当即决定收**为徒，并安排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得以有大量的时间博览群书。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各种新思想、新学术争奇斗艳，催人奋进。北京大学英才荟萃，名流云集；**耳濡目染，倍受熏陶。他经常参加著名学者的演讲会、座谈会，向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大师当面求教，聆听教诲；亦勇于陈述己见，研讨新知。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自然深受李大钊之影响。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情讴歌，极大地感染了**。他开始认真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坚定信念，逐步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期间，**还结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等热血青年；他们互相砥砺、意气风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思想亦越来越激进。
年底，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互为补充。李大钊、胡适、王光祈等积极为之撰稿，评述国内外重大事件，鞭挞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每周评论》如同匕首投枪，针砭时局，渝启新知。两月后，便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敌视，把陈独秀抓捕入狱。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闻讯，多方交涉，积极营救其出狱。北洋政府的压制，让**义愤填膺，主动向陈独秀、李大钊请求，上街散发《每周评论》。正商议间，**忽然接到“母病危重”的家信，只好匆匆告别两位大师，离京返乡，探视母病。暂且不表。
一个月后，北京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者的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处置战败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权益，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北洋政府因曾参加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伙伴，所以也派出代表与会，并向和会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二、取消“二十一条”；三、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占的山东主权。由于和会被英美等国操纵，中国的前两项提案被认为不在讨论之列，而遭到拒绝。在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气焰嚣张，强词夺理地道：“在对德作战中，日本帝国出力最多，也付出了极大地代价。因此，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应无条件的归日本所有。”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称：“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德国侵略者强占了中国的山东。现在德国战败，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一切主权。”牧野道：“山东作战，中国政府曾宣布保持中立，并未打一枪一弹，也未伤一兵一卒。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浴血奋战，从德国手中夺得了山东；所以，日本拥有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顾维钧辩道：“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收回山东的主权是完全正当的。”牧野道：“中国只是在口头上宣战，实际上并没有参战的事实。不能作为战胜国，参与国际和平会议，更没有资格讨论山东问题。”顾维钧道：“山东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是最有资格讨论山东问题的国家。国际会议必须坚持正义，坚持公理，反对日本抢占中国山东。”牧野狂妄地叫嚣道：“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保卫山东，山东必须由日本武士保卫，才能万无一失。”顾维钧正欲再辩，牧野突然拿出一份文件，得意洋洋地宣称：“我有一份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秘密协议，上面有段祺瑞的签字。前年七月，中国政府为了取得两千万日元的贷款，同意日本在山东享有修筑铁路、财政管理、驻扎军队的权利。”顾维钧闻言当场语塞。英、美、法代表则先后表态：“既然签了协定，就必须按照协定办理。”
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代表举行“最高会议”，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通过了对德和约中的山东条款，规定：德国将原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特权无代价的让与日本；德国在胶州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归日本；德国将原在山东境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项档案文件移交日本。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没有维护住自身的主权，反而在帝国主义者的肮脏交易中，被任意宰割。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悲愤，兆民切齿。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蔡元培向北大学生传达了外交耻辱，无数爱国学生情绪激昂，奔走相告。次日，北京学界、商界、军界、政界分别集会，声讨列强，痛斥卖国。是夜，北京大学一千多名师生在法科礼堂聚会，十余所学校派代表参与。北大讲师、兼《京报》记者邵飘萍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学生们听后悲愤交加，群情鼎沸。一名学生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陈独秀、李大钊分别登台演说，号召学生们起来“救国救亡，要靠我们的直接行动；不能靠分赃会议里的政治家、外交家关门弄鬼”。会议进行到深夜，做出四项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签字；通电全国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尽快召开国民大会；北京学界立即行动，率先举行大示威。
5月4日，北京各大报纸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其文略曰：
我们学界定于今日举行游行，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下午一时，北京十几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层层阻挠，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广场。学生们手持各色小旗，上书“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废除二十一条”。在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瞿秋白等学生领袖的组织下，爱国学生高呼口号、发表演说、宣读宣言、散发传单。**广场人流如潮，吼声如涛；群情激愤，惊心动魄。会后，学生们列队游行，经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街旁市民深受感染，纷纷加入游行队伍。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时，受到外国巡捕的无理阻拦，反复交涉近两个小时，仍不得通行。学生们愤慨异常，转往东长安街，直奔赵家楼胡同，逼近曹汝霖家。曹宅大门紧闭，数名学生逾墙而入，打开大门。学生们冲进曹家，搜捉曹汝霖。曹汝霖闻讯大恐，于仓猝间潜入密室躲避。学生们未能捉住曹汝霖，盛怒之下痛打了正在曹家做客的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宅。北洋政府派大批军警赶来镇压，其时，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月兑者被抓去三十余人。入夜，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再次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和继续斗争。决定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各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此事件，史称“五四运动”。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爱国学生热血涌，五四运动打冲锋。春雷一声天地动，睡狮猛醒啸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