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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庭审的是请求精神补偿费。一对要离婚的男女站在我的面前，女人看起来面色凝重，男的则是有些神经质，不时的东望望西瞧瞧，好像急于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也好像在演练等一下要向我说的「台词」。和以往的案例不同的是男方向女方要求精神赔偿。
「原告，你有什么理由向被告请求精神赔偿？」
「报告庭上，我在答辩书上写的很清楚，她给我们家庭带来恐惧和不安。」
「有什么恐惧和不安？」
「第一，她经常在深更半夜起来念佛，那个时间家人都在睡觉，她念佛的声音听起来很恐怖，就像在念咒语般的恐怖，我的母亲因此得了睡眠障碍。第二，她每天都去医院或她所谓的慈善团体做义工，做义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放着家事不做，三餐也不打理，让我的母亲因为料理家事而换人工关节，第三，她一大早起床就在厨房里弄得大小声，好像不情不愿地弄早餐，我也因此睡眠质量不好。」
男人以不堪共同生活提出离婚请求，附带精神赔偿费两百万元，证明文件有他母亲的睡眠障碍、更换人工关节，还有他罹患精神官能症的证明书。
「被告，对于原告的说明妳有什么要答辩的？」
女人只轻蔑地说：「我没有什么证明书。」女人穿著一套墨绿色的套装，脸上虽然淡施脂粉，看起来却像一株不被照顾的旅人蕉，黄绿色的叶子边缘已有褐色的枯萎，左右的叶子无力地下垂，只有中心的地方才显得有些朝气。
「不一定要有证明书，对于他的指控妳提出说明就可以了。」
女人低着头想了一会才说：「他时常换工作，说是受不了老板和同事的态度，前些日子，大约八`九个月之前，他要我回娘家向父母借三百万，说要自己出来做生意，我不愿意回家拿钱。他的个性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清楚，但也确知七八成；我的婆婆说回去拿个两三百万算是嫁妆也不为过。我结婚那时我的父亲在私人公司上班，后来老板要把工厂收起来，父亲和两个同事顶下工厂自己做，我婆婆看着我父亲经营得不错就怂恿他叫我回去要钱，当初要结婚时是说好没有聘金也不要嫁妆，现在却要叫我回去拿钱。」
「妳没有说到重点。」我提醒女人。
女人直勾勾地看着我说：「我要先说前因。」女人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弱小，她的中心点是翠绿的。
「我生了两个女儿，去年起我婆婆说生女儿有什么用？她要她儿子『想个办法』生个男的。我婆婆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是一只老下坏蛋的母鸡；我不想在家里听这种讽刺的话，所以我去做义工，为什么我会选择做义工而不出去工作？因为义工的时间较有弹性，我可以回家煮饭。现在我要说明的是我婆婆总是在我赶回家之前做饭，像是午餐她十点就开始做饭，晚餐则在下午四点她就开始准备，以时间上来说是不是太早了些？所以要吃饭时菜都凉了。她就说：『没办法呀！没有人要煮。』」
女人看着我再继续说：「不是我不煮饭，而是我的婆婆赶在我的前面煮。而且时间也太早了。」女人有条理的说，她再接着说：「我早上起来为家人做早餐，老人家要吃稀饭，小孩要吃面包或三明治，公寓房子难免听的到锅碗踫撞的声音，我相信这点每个女人都可以理解，我已经尽我的能力让声音小一点。至于打扫的事，」女人停了一下很无奈地说：「我早上扫一次地、拖一次地，我婆婆坚持下午三点还要扫一次拖一次。白天家里就是我跟她两人，屋子会脏到一天必须清扫两次吗？何况我们住公寓大楼，不是一般店面的房子。」
「半夜念佛的事呢？」
女人用左手摀着鼻子和嘴巴，像是极力在忍住某种悲愤，她等情绪平静些后说：「当他们开口要我回娘家拿钱时我就感觉到我的婚姻正面临危机，我希望尽力维持下去。」女人无奈（或是凄凉）地笑笑：「毕竟孩子还小嘛！所以宗教是我很大的精神寄托，睡不着时我是会起来读佛经，但是我的声音很小，我认为小小的声音不足以影响到家人的睡眠。」
「原告，没有明显的证明可以显示被告有你所说的不堪同居的理由。」
「医生证明不就是最好的证明？」男人歪着头看我，好像不理解我说的话，也好像他的证明书不被我接受是件很奇怪的事。
「医生证明只能证明个人罹患的症状，并不能证明它是由被告所引起的。你们两个是两愿离婚吗？」
「我可以离婚，但我绝对不愿意付什么精神赔偿费，我个人也觉得我的精神受到压迫，比如我婆婆指桑骂槐的话以及他几乎天天抱怨工作不顺遂，而且他的不顺遂都是别人引起的，本来我会安慰他，也建议他改进自己的人际关系，可是他听不下去，一再地要我回家拿钱给他做生意。
后来我觉悟了，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的组合，如果双方认为无法共同生活就各自再去寻找自己的天空，这和精神赔偿完全不相干，两个人精神契合的话，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不是吗？」
「报告庭上，妳也看到她说话的态度，她就是用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的母亲说话，她完全没有把我母亲放在眼里，换句话说，她不尊重我的母亲，她说的话就是对的，我母亲要求的事就全部是错误的。」
自古传下来的道理：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觉得女人并没有错，是家里另一个地位比她崇高的女人要宣示她的领导权而唆使连接两人关系的男人向女人提出非份的要求以确定她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