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伦敦所住社区的邻里关系处得很愉快。”丽贝卡说，“邻居们挺快乐，在我们家对面的保罗（Paul）和朱丽叶（Juliet）一家和我们一样，35岁左右，有两个男孩。虽然他们的孩子更小一点，但确实是同龄人。朱丽叶不工作，我也只是做兼职。这条街上住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家的人简直就是在复印机上复印出来的同一类人。”
在他们购置房子的时候，丽贝卡回想起他们受到了价格、上下班的远近和学校的选择这些因素的驱使。她的所有邻居也在参考同样的标准，所以他们最后能聚到一起也许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
“我猜你就会说这个。”丽贝卡承认道，“不过其他地方也适合我们的要求。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不仅仅是从使用功能上来考虑的。我们喜欢这里，现在仍然喜欢这里。我们感觉找对了地方。”
毕晓普认为，我们更愿意接受不会对我们形成挑战的生活安排。即便是娱乐消遣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寻求周围的人的认可和确认。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通过为学生提供28种不同风格的宿舍，以迎合这种渴望，这些宿舍围绕着不同的主题进行安排，其中包括为信奉“折中主义”的学生设计的宿舍（显然，甚至不喜欢某些主题也算是一个主题）。设在纽约的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University）有一个宿舍是专门为爱看外国电影的学生安排的。
生活在伦敦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过去常住在斯托克韦尔，这个地方曾经被当时的地产公司称为“混合区”，表示这是一个种族混杂居住区，早期维多利亚式的连排别墅和20世纪60年代地方当局营造的简易住宅交叉错落地分布着。但是，在这两种建筑物之间你看不到有什么交往，邻里之间借杯糖的事也不是很多。老师、教授、商人和电视制片人住在粉刷过的、漂亮的房子里，十几岁的未婚青少年和父母则住在他们的对面。至少我们能够相互看到，可是我们非常疏远。
后来，我们搬到波士顿，选择住在北角区（NorthEnd），这是富有特色的意大利人聚居的城区。我们来自欧洲，选择这里是因为与其他的城区相比，这里几乎不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外国人。我们习惯了也喜欢在街上听到意大利口音，我们也喜欢在晚间闻到飘来的大蒜香味。不过，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大利朋友，只有一位意大利裔的码头装卸工做邻居，但是，我们知道路易斯（Louis）只会说意大利语的“ciao”打打招呼，不是“你好”就是“再见”。那么，我们和什么人一起消磨时间呢？跟我们一样的人：受过教育的、有小孩子的白人专业人土。
现在我们住在英国的萨默塞特（Somerset），这里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乡下邻居们很少去伦敦旅行，但当他们作为游客去伦敦的时候，不仅吹毛求疵，还多少有点害怕。不过这也是互有利弊。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剧作家皱着鼻子，对我讲述了她在多赛特郡旅居的故事。虽然她喜欢那里的风景，但是因为在周末来探望她的城市朋友不多，她就缩短了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她所渴望的是伦敦那样的生活，但也想让门前开满玫瑰。她想居住在乡村，却不能融入其中。随着更多的伦敦人搬到乡下去住，每年我都能发现他们在寻找同样逃离城市的人，这样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在学术圈子里情况也是一样。芝加哥大学很有名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而是以清一色的货币主义学说而知名。同样，当我参加一位剑桥科的身影出现在房间里。我们正在谈论人类大脑和社会行为，但神经系统科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哪里？整个活动室的一致性让人感到不安。
凭借着本能，我们聚居在志趣相投之人组成的社区里，减少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和经验的接触。我们慢慢地但确定无疑地将目光锁定在自己已知的事物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一切。我们可能比从前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狭隘的偏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传媒企业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当人们购买报纸或是杂志时，并不是想找人打架。天空新闻台（SkyNews）的忠实粉丝并不是一个定期阅读《卫报》（Guardian）的读者。我们是在故意地选择媒体，排斥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节目、报纸和电视台，因为陈陈相因让我们感觉很舒服。对于熟悉和舒适事物的搜寻构成了我们媒体消费习惯的基础，这和让我们想念妈妈做的面包、女乃油布丁的习惯是一样的。
这种习惯出于本性，但却不是中性的。卡斯?桑斯坦（CassSunstein）在他所谓的“群体极化效应”中发现，当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群体聚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不会怀疑，并且使得相互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值得一提的是，桑斯坦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与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Power］结婚，现在两人都在假期为奥巴马政府服务。）就像潘多拉网络电台会让你的欣赏口味变得狭隘一样，志趣相投的人对舆·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