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况下，外遇的开始是由于人们想回避冲突，或者对熟悉产生了厌烦。人们对需要处理的事情敬而远之，他们认为他们无须说出任何消极的话，他们不知道如何用一种非攻击的方式清楚地表达批评或质疑。于是，当他们最终通过外遇表达他们的不满时，结果它就真成了一种攻击，而且激起了更多的攻击。很多时候这都是产生于没有处理好思想情绪，没有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与处理不舒服的感情相比，视而不见更容易做到。”
贯穿在布朗的谈话和她从实践中所获经验中的是这样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对可能看到的或可能感觉到的事情非常害怕，我们才变成了睁眼瞎。我们的个性和自我价值感取决于我们所爱的人，已经到了即使他们伤害我们、我们也依恋他们的程度了。
路易丝?米勒（LouiseMiller）回忆说：“我们希望父母爱我们，而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他们期望我们成为什么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人。”
路易丝是布朗的一个客户，在经历了多年屈辱的婚姻之后，她找到布朗寻求建议和治疗，她很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注意婚姻中那些纷纷扰扰的事情。路易丝说，她十分渴望取悦于自己所爱的人，从不敢真的提出任何质疑。
“我是在20岁出头时结的婚，我真的不想结，但是我想那是我该做的。我约会了，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我结婚了。之后，30多岁的时候，我有了几个孩子，我想我要拥有父母认为的那种完美人生。我有了漂亮的大房子，带有一个大花园，周围的邻居也很好。我想：现在我拥有了美满的生活。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了解了自己。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做我父母期望我做的事，做我丈夫希望我做的事。我认为，如果他们快乐，我就会快乐。可是我单单没有看到自己！”
路易丝竭尽全力想要获得父母和丈夫的认可和爱，她对“幸福和家庭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理解是千篇一律的俗套，她从不敢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提出严肃的问题。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从没有见过酒，甚至做饭也不用。因此当我遇到现在的丈夫时，全然不知他是一个酒鬼。我与他是在大学相识的，当时他有一些粗野，我仅仅认为那是聚会时才有的行为，他以后会改掉的。但是他从未改变。我抱怨过，但他无法戒掉。后来有一天他父亲对我说：‘你知道你嫁给了一个酒鬼吗？’那时我都40多岁了！我怎么会和一个酒鬼生活在一起，却浑然不知呢？”
路易丝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尝试打破了其他所有人对她的期望，她和一位工作上的同事谈起了不正当的恋爱。
“我从没有想过有什么事会发生。我变得沮丧和内疚，一天晚上，我将这一切告诉了丈夫。我认为，一旦我对他坦白，我们就会和好如初，再次坠入爱河！这个时候我去咨询艾米丽。我真希望她能够看到故事的结局，是否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原来我也有选择。那是我的人生。”
当路易丝给我讲述她的故事时，感觉层层的迷障仿佛正在消除，她对父母的爱，她对丈夫的爱，她对孩子们的爱，一个一个地在她眼前移开。她曾经苦苦挣扎，为的是坚守这些爱，因为多年以来，她简单地相信没有了对他们的爱，她就什么也不是了。艾米丽说，她对路易丝的思想变化之大感到吃惊。但是，路易丝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不能正视她自己和她的婚姻，她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
婚姻中这种视而不见的故事太多了，剧本是高雅的正剧，却被演成了低俗的喜剧。从奥赛罗（Othello）到《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Bezukhov），再到《广告狂人》（MadMen）中的贝蒂?德雷珀（BettyDraper），我们能够与这些看不到真相的角色产生共鸣，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那就是我们可能相互看错，或者不能正确看清我们自己。我们释然一笑，因为这些角色不是我们；我们流泪哭泣，因为这些很容易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没有什么比在被虐待儿童摧毁的家庭里上演的“戏剧”更激烈或更可怕的了。虽然我们都能清楚地认识到“陌生人的危险”，并且尽一切所能确保我们的孩子远远地离开任何不认识的人或可疑之人，但是，一直以来，大多数虐待儿童的事件却是发生在家庭里面，或者是被孩子们所熟知的作恶者所为。根据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的统计，在满16周岁之前经历过**的儿童达到了16％。看到这样的数据，你会情不自禁地怀疑：在像家庭这么小的单元里，怎么能够存在如此的虐待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呢？
“在大多数虐待儿童的案例中，施虐者通常是家庭成员或是朋友。”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儿童保护意识部部长克里斯?克洛克（ChrisCloke）说，“这种行为通常很难看出，因为经常是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深深的爱让人们不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很多人甚至压根儿就不愿意承认存在虐待儿童这档子事。他们更愿意关心来自陌生人的危险，而不是考虑多数虐待来自家庭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