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谈论它，它就会消失，这个幻想持续存在了几十年。是教会和警察合力促成的这种局面。最终，教会没有行动，而是像奥格尔曼这样的受害者鼓起勇气，把牧师们告上了法庭，将他们的丑行公之于众。当时许多牧师畏罪潜逃了。如果丑闻不消失，他们就消失。
此外，教会继续保护施虐牧师的身份，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和不会被审判。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一再重演。仿佛已经非常明确，视而不见的教会希望继续保持盲目，并且希望教徒们也这样做。对奥格尔曼而言，这是教会的失策：真相早晚会大白于天下，而他们没有站在真理的一边。
“出于对自身罪恶的恐惧，我们所做的，或者跟我们亲近的人所做的，或者机构所做的，就是否认，而这就是我们的应对之策，”奥格尔曼说，“通过假装不知，我们让自己变得软弱无力。”
就在奥格尔曼和我讨论这些丑闻对整个爱尔兰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我被他的怜悯和论证的广博震惊了。他似乎认为，虽然对孩子们的最大伤害是由牧师造成的，但进一步的伤害仍然是由教会在道德上不能为受害者提供支持造成的。外界的批评给教会及其牧师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内心的深处加以反省，寻找自身的美德，可是他们既缺乏这样的眼光，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最终错失良机。目前，有1/3的爱尔兰人“完全”不信任教会，警方、超市和媒体享受着更高的公共信任。我把和奥格尔曼的谈话与之前和那位牧师的谈话进行了对比，我发现，尽管奥格尔曼受尽了折磨、惶惑、贫困，又被人身中伤，但是他的生活更富有意义。那位牧师生活安逸，受人尊重，但他现在仍然陷一场战斗之中，只不过斗争存在于他自己和真理之间，他在设法决定谁会占上风。
有些批评者可能会对这种解释不以为然，称那位牧师并不是在表示关心，他的道歉和解释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为的是确保自己重新过上一直以来的生活，不想有什么改变。许多人所说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Speer）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经是希特勒的总建筑师，在1942年以后他成了纳粹德国的二把手。他是纽伦堡审判之后没有被判处绞刑的少数几个纳粹精英分子之一，阿尔伯特?施佩尔对希特勒政权的罪行直言不讳，作为希特勒政府的一个成员，他愿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施佩尔最简单的选择，他信仰集体责任、但是，施佩尔难以看到的是他要为什么承担责任。
“施佩尔看不到他不想看的东西，”施佩尔的传记作者姬达?塞雷尼（GittaSereny）说，“我认为他很想拥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他做不到。事实上施佩尔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绝顶聪明，而故意健忘是他的自我防御。这种自保方式的存在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错误的。”
塞雷尼在纽伦堡看到过施佩尔，只是到了1978年开始与他对话时，才对他有所了解，这次谈话几乎就是一次讯问，一直持续到1981年施佩尔死于心脏病发作。在她的书《施佩尔：他与真理的战斗》（AlbertSpeer：HisBattlewithTruth）里，她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施佩尔那种自欺欺人的自我争辩，以及随后与她进行的骗人的狡辩，正如他设法看清，又设法逃避看清他作为一个纳粹所做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一样。塞雷尼是一个老道的对抗大师，她对细节纠缠不放，对施佩尔讲述的事实提出质疑，不断地将他在伦理上洗月兑自己罪责的逃跑路线一一封堵住。他们之间的斗争非常具有戏剧性，原因在于施佩尔甚至比塞雷尼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相，塞雷尼想要知道真相，而施佩尔需要知道真相。这两个人相互较劲的一个障碍是施佩尔坚持了一生的自我克制和视而不见。按照塞雷尼的说法，施佩尔的盲目深受他对希特勒的爱的影响。
“在最初的几年里，施佩尔对希特勒非常关心，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塞雷尼说，“它与政治相去甚远，更多的是一种父子般的感情。施佩尔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他依赖这种情感。他需要它，这样才能感到完整。”
确实，当施佩尔向塞雷尼描述他在1933年第一次会见希特勒时，他的讲述一反常态，已经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华丽的辞藻很是接近。
“你能想象到吗，”施佩尔说，“那时我年轻，不为人知，一点也不重要，而他是个大人物，引起他的注意，就算是瞥你一眼，就堪比我们拥有了整个世界，当他对我说‘来吃午饭吧’，我想我晕了。”
因为建筑师施佩尔在与希特勒会面之前参观了一个建筑工地，他的上衣满是灰尘，希特勒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借给他穿。
“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施佩尔再次问道，“当时我28岁，在我自己的眼里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紧挨着他坐着吃午饭，穿着他的衣服，事实上被选为和他单独交谈的对象，至少那天是这样的。我都激动得昏头昏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