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一地步，已经是什么纸也包不住火了。奥格尔曼说，它成了人人皆知的丑闻，但是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他所在的村子里，人们谈到牧师的时候，会说单独一个人时要躲得牧师远远的，他们是一伙你不应跟着一起走向墓地的人。同样，爱尔兰警察也在非正式的场合提醒人们，或许不要让某个牧师与你的孩子待在一起太久。广为人知却又普遍被人视而不见，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正如奥格尔曼所说：“他们告诉你，却又没有告诉你。”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又都不知道。
最后，奥格尔曼离开了家乡，四处漂泊，经常失业，无家可归，游走在都柏林和伦敦的大街小巷，成了一个无立锥之地的流浪者。很多年以后，他才有了需要知道对他做了些什么的自信。当他最终向父母吐露了这个秘密时，他们没有把他赶出家门，他的生活得以重新开始。他起诉了肖恩?福琼，并且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设立了一个求助咨询热线电话。
“出于对家庭破裂的担心让儿童们噤若寒蝉。”奥格尔曼说，“家庭是孩子所知的爱和安全的唯一来源。他们如何敢伤害他既爱又怕的父母呢？那他会怎么办呢？我不能阻止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又无法逃避，于是我就只能拒绝承认它的真实性。我会只盯着看天花板上的一个地方，让自己的思绪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分离开来。在那种地方，拒绝承认让我精神健全，不至于发疯。发现墙上的斑点表示我没有在房间里。”
实际情况是奥格尔曼的遭遇不是独立的个案，虐待儿童的事件很普遍，表明并不只是奥格尔曼一家受到了威胁。当时的爱尔兰充斥着高度的神权文化。教会管理着多数重要的机构，而政府大都是听之任之。因此，对教会的任何攻击就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威胁着它在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敢于质疑这个国家最具权势的机构的道德权威可能会让任何一个人犹豫不决。
“如果一个人感觉与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质疑的破坏性是恐怖的，”奥格尔曼说，“确实无法想象，不能想象。它是安全感的丧失，它让你怀疑任何安全感的真实性。猛然之间，危机四伏。我被教会和上帝接受是因为我接受了对它的信仰。如果我指控所有的人，谴责这一切，我不就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了吗？更不用说教会的权势了……”
教会的彻底不妥协甚至让一些最虔诚的信徒都目瞪口呆。教皇派到爱尔兰的使者拒绝在爱尔兰的立法者面前作证，没有揭发那些有恋童癖的牧师的主教一个也没有被除名。奥格尔曼同样被震惊了。
“爱尔兰是一个拒绝接受现实的国家，”奥格尔曼说，“如果整个社会都拒绝接受现实，你就真麻烦了，因为你相信你的生存取决于你要对真相闭上眼睛。所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的自我意识从天堂跌落到了地面，而这种担心又被证明是有确凿的事实做根据的。
“不过，我们当时没有质疑的是这种视而不见是否为一件好事情。我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纯洁美好的天主教社会里，善意善行存在，神职人员都戴着硬白领。但是，当我们最终明白了这种幻想的代价时，我们必须要放弃它。代价如此之高，伤害如此之巨。”
虐待奥格尔曼的肖恩?福琼在审讯结束前畏罪自杀了。其他的牧师和主教退休的退休，消失的消失。当教会了解到虐待事件的规模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受害者，反而迅速行动保护自己的财产，办理保险手续，以防备未来诉讼费用的所需。但是，某些牧师对他们自己的等级制度大失所望，因为教会的这种等级制度让他们无从知晓，也没有经验来处理这些案件。
“我知道虐待儿童的事情确实存在，不过对累犯和对受害者生活的长期影响知道得不多。”一位牧师向我吐露了心声。
毫不奇怪，他坚持要求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多年以前，当坐在优雅的都柏林酒店的大厅里时，他可能是众人关注的中心，握有实权，习惯了别人的敬意。而现在，我们的谈话要压低声音，他出现的时候没有了那种排场，几乎是偷偷模模。他向我形容道，谣言如何传到他的耳中，可他对如何应对并不十分清楚。
“让我十分惊讶和几乎不能相信的是，我发现20年后，在我请教过无数次的法律、医疗和咨询专家中，没有一个人建议我：向警察揭发犯罪，或是把他撤职。”这位牧师说，“我了解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出现，无数的美国主教正在着手处理，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助益。事实上，他们似乎正在重蹈我们10年之后在爱尔兰将要犯的所有错误。在爱尔兰，我们显然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我想，人们是希望：如果我们闭口不谈，它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