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的七月，是多雨的季节。此时的巴河，正泛滥着洪水，深红色的洪水在河里打着璇，卷曲着不知从哪里冲来的树枝。巨大的泡沫也在河里随波逐流着。杨杨背着一个沉重的书包走在潮湿的河边，嘀咕着：“我考上不上就算了，校长干嘛叫我父母拿钱来打点呢？”抱怨之余却也伤心起来，想想自己幸幸苦苦地读了九年书，一直全乡第一，却怎么没考上呢？杨杨想不明白，却也不想想了，她只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她不想见到父亲那因失望而失神的眼睛，更不想见到母亲那张总是说个没完的嘴。
沿着巴河的山路，杨杨来到三汇火车站，从背包里的书页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张百元的钱，那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父母以为她的成绩是无论如何是会预选上的，所以让她在学校复习迎接会考。杨杨买了到重庆的火车票，到了重庆。见着那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陌生人，她不知所措，便又买了到贵阳的车票。其实杨杨也不知道重庆、贵阳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只是在书中见过。
此时杨杨坐在摇晃的车厢里，听着那“嚓嚓”的声音。心里莫名地恐惧，孤独强烈地向她袭击来，她不知道家里、学校怎样了，但不论怎样她是不愿回去的了，既然出来了，她就不愿再回家了。
到了贵阳，包里只有不到十元了。怎么办呢？
“老板，你这要人吗？”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狐疑在望着眼前这个皮肤白净，带着浓浓书生味的女孩子，女孩子顶多十五六岁，样子怯怯的，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
“去去，我这小买卖，要什么人！”
杨杨的父亲虽然做着生意，也帮过父亲，却毕竟是乡下孩子，并且还小，并不知道怎样去找工作。看见商店就想去问要不要人忙，但又不敢随便去问，看了一上午，见这个女店主比较和善，却得到这样的答案。
街上的灯次第亮了，杨杨的肚子也一次比一次地叫得响亮。她在街头来回地走着，街上，那来来去去的一双双脚是那么真实却又是那么遥远，她与这世界似乎隔着一层玻璃。
“小姑娘，要找工作吗？”一个身体结实，长着二撇八字胡的中年人关心地向杨杨问道：“我家里开了个服装店，要到广东进货。唉，我孩子小，要读书，老婆没法去，想找个人帮我看货。”“真的吗？”杨杨一下跳起来，今晚终于可以不露宿街头了。杨杨打量了一下那个人说：“那你等一会我去买个东西来。”一会杨杨拿着一个水果刀回来了：“我总是喜欢吃水果，所以总也离不了水果刀。”那人笑了笑说：“走吧，我家里有老婆孩子。”
杨杨手里拿着水果刀揣在兜里，随着那人绕过弯弯曲曲的巷子，在一处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院子前停了下来。院子里一个年轻的女子吃力地洗着衣服，旁边的一个孩子大约有五六岁，正拿着本子问那女子：“妈妈，二加五等于几？”“等于九！”恰好赶回家的那个男人帮着答道。杨杨急着更正道：“等于七，你们怎么能这样教孩子呀？”那个男人没有理杨杨，直接又问那孩子：“你自己说说等于几啊？”孩子慌张起来，退着躲向妈妈的身边，啜泣着：“等于——九，不——不——是七——”“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孩子的脸上响起，真是笨，自己不会判断吗？要听别人说吗？从小就要学会自己判断！”那个男人向杨杨笑了笑说。杨杨觉得怪怪地，但总想到透那儿怪着。吃了饭，杨杨反锁了门，把水果刀抱在怀里，没几分钟就睡着了。太困了，出来三天了，一直没挨过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