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残的历程 六 战天斗地

作者 : 独行者1947

()公司让我老老实实永远种田,我就老老实实回到生产队种田去了。

生产队安排我和卢湾区下放的一位插兄老胡一起,负责上海知青的生活安排。因为第一年匆忙接受大批知识青年时,是临时安排的,连个青年食堂也没有。我们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下子接收安排四五十个上海知青,哪来得及盖房子?

于是,第二年在老乡的帮助下,发动青年大家一起备料,和泥,造房子,盖了一个大食堂。在食堂后面荒地上开辟了一片菜园子,平时我们二个就管食堂,养猪,养鸡,种菜园子。

从垦荒,chūn播,夏锄到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得很,又苦又累,躺到炕上就睡。睁开眼就出工,卖苦力。可也有享受的乐趣,特别是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时,真的幸福,满足。当年,我们的生活就大有改善,夏天蔬菜一茬接一茬,秋天鸡,蛋,肉等荤菜想吃就吃,杀鸡,宰猪随便抓来就是,青年食堂的伙食也立马改善了,与上年简直不能比。白面馒头随便吃,比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自在。白面在城里算是细粮,是限量供应的,当时连běijīng人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可我们现在是农民了,自己种自己吃,比吃商品粮还好。我们冬天包了饺子吃不完,就把饺子装在麻袋里,然后把整麻袋的饺子往屋顶上一扔。因为冬天室外冰天雪地,饺子撂在雪堆里,一个冬天都坏不了。我们有天然冰柜,想吃就拿,现成的。

当地老乡还有一个习惯,一家杀猪,全村吃肉。谁家今天杀了猪,左邻右舍少不了吃肉。那时,东北农村吃肉就要肥肉,不象上海还把肉分门别类,什么肋条,夹心,大排,小排的。那时老乡杀猪往往把猪头,猪脚剁掉不要。老胡看着这么好的猪头,猪耳,还有蹄膀,猪爪子白扔了,多可惜。尽管他再三劝说解释,说这些都是好东西,能吃,劝大家别仍。可老乡说:“哪有人不吃肉,吃这玩意儿?”有的还笑话老胡:“你要的话,以后我们宰猪就把猪头,猪脚都给你。”此后,凡老乡家杀猪,真的就把猪头猪脚给老胡送来。时间一长,老胡和我二个人吃不了那么多,老胡就烧了一大锅盐水,腾出一只大水缸放盐水,把剩余的猪头,猪腿,猪爪子一股脑儿往盐水缸里扔进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二个几乎每天晚上喝酒,吃肉。老乡来了就一起吃,他们尝过以后发现猪头肉,猪耳朵,脚爪子,蹄膀比猪肉还好吃。他们说上海人会吃,从此以后老乡也吃猪头,猪腿了。

我们自己还学会了磨豆腐,做豆浆。东北大豆有的是,马料都有炒黄豆。只要自己做,豆浆随便喝,豆腐随便吃。我们队里一个老乡,等生产队把大田里的豆子收割完后,去捡拉在地里路边的豆荚,回家打场,一个秋天,光捡来的大豆就打了八麻袋,上千斤豆子——全是正宗的东北大豆。为此,大队还准备开批判会把他作为一个典型,批判他挖社会主义墙脚,后来被老娘们吵吵一通,才不了了之。不检白不检,扔在地里也瞎了。队长书记为此也征求我们下放干部的意见,我们就顺势推给老娘们,说她们吵吵你批判会怎么开?最后算是没有开批判会。当时谁敢戴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大帽子。

下放生活真的丰富多彩,我们当农民比老乡轻快。因为我们下放干部工资照发,种地又不要交公粮。老乡和知青劳动记工分,靠年终分红才有几个钱。我们队的收入低,一天的工分值只有两毛一分钱,等于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元钱。累死累活,一年挣不到一百元。如此一想,我们该知足了,一切烦恼统统可以抛到脑后。

过了一年,公社好像又想起我了,通知我到公社去一次。我到公社去了才知道,上面要让我带一个连的上海青年到县里去参加修筑战备公路。

我们这代人就是听党的话,真的象革命歌曲里唱的:哪里需要,到那里去。公社叫我去修路,其实当时我也上面到底是谁,反正是组织决定,当然没有二话。到公社领受任务后,我就带了几个青年骨干,作为先遣队就先出发,为我连后续的一百来个知识青年队伍上山打前站。

到了山上,修路指挥部划定了我连负责修筑的路段。那是一条穿越小兴安岭的盘山公路,两边是林子,中间一条土路。我们要按当时的四级公路的标准,修筑一条两车通行的沙石路。

任务明确以后,我就到现场观察地形,先要找水源,准备安营扎寨,以便安顿后续大部队的吃住。周围荒山一片,我找到一条小溪,水流清彻见底,喝一口,冰凉可口,水质不错。就这儿了,环顾四周,不远处正好有一块还算比较平坦的荒地,还就在我们负责的工段边上,是块安营扎寨好地方。

我把先遣队的几个小青年叫来,发给一人一把斧子,让他们上山砍桦树,去枝,把树干堆在一起,回来支帐篷,搭铺。当晚,帐篷就拉上了油布,铺也是桦树干和树枝搭的,铺上干草,我躺下试试,还可以。就招呼小青年打开被褥,啃干粮,睡觉。可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铺下的草长高了,有几根蒿子顶到小青年被窝缝里来了。我只好钻到铺下,把蒿子连根拔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四周找了几块比较方正的石块,搭了个灶,放上铁锅,还行。我再挑了两个空水桶,到小溪打了一挑水,回来已经有个小青年起“床”了。我叫他洗脸刷牙,去烧火。等大伙儿起床时,水已经开了。我叫炊事员准备面板,和面,做饭,争取当天开伙。

只一天,我们先遣队就把大部队的吃住后勤解决了。队伍上来,我们就可以干了。

修路开始了。

这条路还算是条路——自然的路,至少不要开山辟路。平时勉强可以通车,汽车,马车可以走,就是chūn天化雪时麻烦,经常会翻浆泫车,路面坑坑洼洼的。冬天大雪封山,走爬犁倒挺滑溜,可危险。

我按指挥部的要求,先到路边划了路宽,树了标杆。原来的路大部分不够宽,要填石筑路基。指挥部已经把石料堆在路边,三五十米一堆。

我带着青年,一人发一把石锤,等马车把石块卸下以后,抡起石锤就砸。我砸石头的水平还可以,砸石块跟劈板子差不多,只要看准石板、石块的纹路,顺势一锤下去石块就开了。我越干越欢,不多会儿,歇口气的时候,发现手掌心起了水泡。没事,拿箭指甲的指甲钳,剪破水泡再干。到中午休息,吃饭时再一看,早上的水泡没了,可这水泡外面又有了新的水泡。乘休息时,把这第二层水泡挑破,挤干,一会儿又没事儿了。下午再干,到收工时,掌心又出了第三层水泡。一天之内,手掌心干出三层水泡,这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过也没事,挑破就好了。

头几天,我连进度不错。可三天后,小青年的热劲过去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请病假,闹工伤花样越来越多。我看不行,自己带头蛮干不是办法。我就到工地上实地度量,把路宽,边沟,路基,和我连承担的路段的工程总量算了一下,只要一人一天干三米就行。

第二天,我就宣布:一人一天三米任务,要保质保量。谁干完了,让我验收。现场验收通过,就算一天任务完成,可以回去休息。

小青年反应很快,马上有人就问:“到县城去行吗?”

我说:“前提是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到县城去不去我不管。但去了不许闯祸,不许留夜,回来吃晚饭。”

东北初夏,天亮得早。夏至,早晨四点钟天就亮了。

从我宣布完成任务可以休息的消息以后,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上工时间,太阳已经升上来了。我一个人,先到工地去转转。刚到工地,就有一个小青年光着膀子,满头是汗,拉我去验收。我一看,还有二个小青年光着膀子在修边沟。我想,这俩小子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我先到这个小青年干的一段去看看,看来看去,干得漂亮,超额,整齐,结实。我认帐,验收合格。小青年一下跳起来欢呼:“哈,我可以看电影去了!”原来这小子要到城里看电影去。

不一会儿,那二个也干完了,让我验收,也一次通过。

没想到,这几个小子开工前就把一天的活干完了,而且质量很好,比平时盯逼出来的活漂亮多了,根本无须返工补课。我问他们啥时干的?他们回答说,天一亮就来干了,还说起早干活凉快。我想这倒也是,四点钟天亮,干到七八点也有三四个小时了,差不多。我追问一句:“有没有作弊?”他们一下急眼了,要发誓。我说:“好好,相信你们,今天验收通过。”

这时,上工的哨子才吹起来。大伙儿出工时,这三个小青年已经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嘴里还啃着馒头,在路旁,边吃早饭边等顺风车。一会儿,他们拦到一辆卡车,爬上车厢,热烈欢呼,高高兴兴上县城去了。

这一招真灵,后来我就省事多了,这真叫“多快好省”。

这事很快在知识青年中传开了,他们叫好,可领导上就难办了。参加修路其它连队反映到指挥部,指挥部有支持、反对和不管的几种不同意见。后来还专门派了技术员到我连工地,重点检查施工质量,没发现什么问题,指挥部就不干预了。至于其他连队怎么说、怎么干,我不管,也管不着。

小青年大白天到县城去玩,一时闹得县城里也沸沸扬扬,让我提心吊胆,怕出问题。我就对进城的口子收紧了点,一要请假,二要理由正当,三是不要乱说,不许惹祸,惹事生非者回来算账,以后取消进城资格。其它还有按时归队,不许喝酒等要求。小青年和我关系挺好,也为我们大家争气,总算没出大的问题。

对我的这种做法,已经有破坏之类的议论,我怕再引起路线之争。万一被上面再抓个典型,我可吃不了兜着走。总算还好,修路不过是临时任务,干完了,人就散了。没人来搞路线斗争,平安收兵,顺利完成任务,上上大吉。我的一颗心放下了,当时就是:“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环境,我再也不敢说“社会就是这样”之类的话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不说不错”,比“不做不错”更重要。

现在反过头来思考,其实这不就是承包吗?我在1972年上山修路时,不就悄悄地干了,当时还有点心虚或没把握的感觉。那时只有jīng神鼓励,没有物质刺激。我啥也没有,干完了就走,赢得了时间,大家都赢得了时间。我为工程赢得了时间(进度),小青年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他可以去娱乐,会友,休息。要不,磨洋工,别说八小时出不了活,十八小时也白搭。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rì子,摆样子,谁能治?没治!只有当事人自己有数,爱咋的咋的。这就是自觉,要靠自觉xìng。自觉xìng哪儿来?是自发的,内在的动力驱动,一靠觉悟,二要jīng神。外力驱动不过是辅助药,最多也就是催化剂。这辅助的外力,无非是jīng神激励和物质刺激。可当时只讲jīng神,没有物质。我搞的时间激励,不知算jīng神还算物质?直到现在,我自己还没搞明白。

秋去冬来,大雁南飞。我也加入冬季猫冬探亲的候鸟行列。

回到上海,一天在家,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点明找我。尽管我并不认识,也没人说起此人,既然找我,我自然要接待。此人自我介绍是市六办专案组的,言谈中,他对我在公司被受审查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相信,他真是上面来的。他的意思很明白,说公司对我办学习班是*嫡系——空四军在外贸局搞的典型。说我是受迫害的,要我放下包袱,积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约我次rì到市府六办见面。

第二天我应约到市府六办,他们传达了领导对我的问题的批示和意见,想当面听听我的意见。我听了不知所以,只听不说。要说意见,我就要一个组织结论。他们说,他们就是根据领导指示,代表组织与我谈话。其实,我指公司有个正式的组织结论,但我又不好说六办不是代表组织。

正好,与我一起插队的老姚和小王,都是上海财贸办出去的。我把六办来人和去六办的情况跟他们说了,小王说他去问问。小王了解的情况是,随着空四军王维国垮台,空四军派驻外贸局的军代表已被押回部队审查,我的问题市财办很重视,所以派专案组长来看你,想听听你的意见和要求。经小王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到了公司,一切依旧。组织组长换了个人,对我好像不认识似的,可我认识他。革委会还是老样子,就军代表回部队了。王主任就跟我说了一句:“回来了?”就说他要去开会,完了。我看无趣,也没戏,心里凉了半截。算了,回去吧。

其实,*事发以后,上海外贸系统,特别是我公司等于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地震。

上海外贸的地位,当时除了běijīng总公司统管zhōngyāng商品出口和zhèngfǔ间协定贸易外,出口成交主要就是上海口岸。我公司当时是全国外贸出口的大户,系统内的老大哥,也是上海各外贸公司中出口额第一的头牌公司。这样的地位,自然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历次运动,上海外贸的权力争斗(路线斗争)总离不开我公司,正反典型都出在我公司。上海外贸走资派的典型,出自我公司。公司革委会王主任是四届人大代表。就我所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出自我公司(包括已调离我公司)的就有四位,其它各级候补委员之类的,我也搞不清楚有几位。反正,公司出典型,我不幸成了一个反面的典型。

这次回沪探亲,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底细,公司里却还在装糊涂,一直拖延回避。直到现在,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的(学习班)问题解决了,可公司组织上从未明确给我一个结论或结论xìng意见,至今也没有正式平反过。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已经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已经解决了我也搞不明白,似乎是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不去管它,我也管不着,我只能管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去种田。

回到生产队,大队支部书记要我写一份入党报告。我说,自己没有资格。大队支部书记是当地老乡,他说服不了我。事后,他让支部副书记,我们一起插队的下放干部来老祝,老胡来做我的做工作。老胡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报告,我说不够资格。我把公司审查办学习班的是说了,公司党委书记说过,我没资格考虑入党问题,我要考虑的是好好劳动,认真改造的问题。其实我是借此推托,在我内心是把**看得很神圣,确实觉得高不可攀,我是不够条件。

二人各找我谈了一次,没结果。后来,老胡就胡搅蛮缠似的说他帮我写,只要我自己签个字。我被他搞得很尴尬,说你以为我不会写?拖了两天,他天天催,搞得我也不好意思,毕竟两人睡在一个炕上。于是,就写了一张入党报告交给他。过了一天,他代表支部(他也是支部委员,副书记)通知我: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是党员了。此后,支部活动都通知我参加。

直到现在,我自己一直承认自己是给他们拉进党内的,我自己入党并没有宣过誓,农村生产队当时没条件,也没这个仪式。倒是后来自己当了支部书记,带着新党员宣过誓。可我入不入党,自己一直以一个正直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入党不久,我们的插队生涯也告一段落。上海市终于决定落实政策,安排我们这批插队干部,为我们定了三个去向:老弱病残回上海,其它人,一部分支援小三线(莱芜,大屯,铜陵,梅山等矿),还有的就地转入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

我是小青年,够不上老弱病残,也轮不上支援三线,于是我就被转入上海市赴黑龙江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编入女敕江分团,任分团调查组成员兼驻兵团五师师部的双山组副组长。

慰问团总团驻哈尔滨,第一次集合就到哈尔滨。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招待宴请,摆了十几桌酒席。大家入座后,等了许久也不开席。一会儿,服务员们慌忙地跑出来,到每个桌前,把桌上预先放好的酒瓶,酒杯,统统都拿走,撤了。大家正莫名其妙之时,突然有人宣布:“开饭。”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工作人员的招呼下,大家闷头吃饭。不一会儿,大家都吃好了,看看桌上丰盛的菜肴基本上没动,最多也就吃了三分之一。这顿饭吃的,大家胸闷。

回到招待所,有人就睡闷头觉。后来,他们解释说,陈永贵突然来了,就在我们餐厅隔壁。潘复生陪他用餐,谁知道陈永贵拿了二个馒头就走了。这下把省领导吓的,赶快让服务员把酒统统撤了。原来这么回事,大家算明白了。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他这么一弄,谁敢大吃大喝?可我们这顿饭吃的,看来酒有酒的功能。没酒,就没有气氛。吃饭也没味道,这么好的菜肴只吃这么点儿,瞎了大半,多可惜。

我们上海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的工作,主要是慰问上海知识青年,总结经验,发扬先进,调查问题,提出建议。我们女敕江分团负责女敕江地区所属县市的上海插队知青,和黑龙江建设兵团五师所辖各团的知青(包括各地知青)工作。分团团部在齐齐哈尔,调查组有事,我就在团部,写写材料、报告,看看大参考。当时别说大参考,小参考(参考消息)也是内部刊物。大参考属高干内参,师以上单位师级以上高干才有资格看。我们分团,黑龙江省大概安师级单位对待的。平时,我就到双山五师师部,有任务就下去,下基层,跑连队。良种场,养殖场,马场,鹿场等都去过,主要是总结先进,也参与调查一些重大案件。

在连队,我们也和知识青年一起劳动。回顾起来,有些事终身难忘。我曾经一顿吃过二斤四两包子,如今自己想来都觉得不可理解。

那是一次在连队铲地,东北平原辽阔无边,一眼望不到头。铲地,与南方的除草差不多。众人横排一行,从地头出发,一人一陇往前铲。半小时后,横排的队伍就明显拉开了前后距离。铲得快的遥遥领先,拉在后面的人只见前面的人越离越远,人影越来越小,直到人影也看不见,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按地理常识判断,平地目标从地平线消失,就有八里的距离。看来这一条陇,至少有十里八里长。

rì当正午,我铲了半天,一条陇还没铲到头。前面先铲到头的小青年,返头往回铲,来帮我们后边的做接应。等接应我与过来接应的青年会合,再回头往后一看,我后边还有不少人没上来,看来我还不算最慢的。前帮后,快帮慢,总算大家会聚到那边的地头。大家累坏了,喝口水,躺在地头歇息。

很快,炊事班送饭来了。大家早都饿坏了,一看今天午饭吃包子,小青年一哄而上抢包子。我也去拿了五个包子,一口气就吃完了,觉得还没饱。一问,还有,再去拿五个,又吃完了,好像饱了。可这罗卜丝馅的包子太好吃了,平时光吃白面馒头,今天有包子当然要吃个够。我看还有,又去拿了五个。其实,十个包子吃下去时,肚子已经吃饱了,可嘴还馋,又吃了二个,吃不动了,肚子胀得慌。看着还有三个包子,我吃不下了,就给别的青年消灭了。

吃饱了,我去付饭票。一算账,包子二两一个,十五个包子,三斤。哇,我一顿吃了十二个包子,二斤四两!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顿午饭吃二斤四两,这是我个人一顿饭量的最高纪录,如今想来不可想象。与周边小青年一打听,女青年也至少吃五个包子,吃十个的也有。看来,饿狼之谓,所言不虚。幸好东北农村吃饭不限量,比城里吃商品粮好。平时食堂里的白面馒头四两一个,一顿饭一二个馒头很正常。那时,我们上海人下馆子吃饺子,要几两饺子还被人笑话。当地当时以斤计量,半斤是起码的最小计量单位,你要二两三两不被人笑话,白眼?上馆子吃大馃子,上海人叫油条,一般吃一二根油条,加些稀饭、豆浆什么的。可我们对服务员说要二根油条都觉得开不了口,因为馆子里油条也是论斤卖,至少半斤。所以,我们看着当地人在街上一抓一把地吃油条,觉得新鲜。如今大概不会了。

兵团里老职工能人不少,有一次团里招待,席上有道普通的炒土豆丝,我怎么看都象细粉丝,象我们上海人眼中的细粉。团长说是土豆丝,我不信。可吃一口,确实是土豆丝的味道。这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跟细粉丝一样,可见刀功不一般。团长说,这厨师原来是zhōngyāng首长的私人厨师。

在兵团,我发现凡是参谋长酒量都厉害。我喝酒的酒量不大,可酒风和技巧还可以。我按总理规定的外事纪律掌握,在酒席上一般以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来应付,基本上可以对付。可东北人喝酒豪爽,在生产队时老乡就一个酒盅轮着转,论到谁,一口干。酒盅继续往下传,桌上没有一个打退票的。在兵团,酒杯不能轻易举,举杯就要碰杯,碰杯就得干。

一次,军民联欢。一位副参谋长自以为酒量过人,他能喝一斤半白酒没事,二斤也喝过。这次,他在自己桌上已经喝了一斤多,来劲了。举杯到另一桌敬酒,碰到一位县妇联主任,参谋长要她干杯。这位妇联主任不是好惹的,她要了二个喝水用的玻璃杯,把酒洒满,与参谋长一人一杯。这位参谋长二话不说,一口喝光,再洒满,看着这位妇联主任。她也爽快,干了。二人连干三杯,参谋长站不住了。第二天,听说他嘴歪了,酒jīng中毒,这闹的!

在逊克时还听说,在庆祝鄂论chūn定居十周年的庆典上,鄂伦chūn屯一席酒喝了七天七夜。我不相信,他们说真的。怎么喝法呢?就是酒席不散,谁喝醉了,就上炕睡觉,别人继续喝。这边喝酒,那边睡觉。睡醒了喝,喝醉了睡,一直闹了七天七宵。可见酒的厉害,酒的利害。酒有酒的功能,无酒不成席,酒可助xìng,过则败兴,乱xing,伤身。喝酒要有酒量,酒德,酒风。我佩服周总理这三位一体的功夫,他酒量大,酒德好,酒风高,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铲地结束,到萨尔图去整理材料。萨尔图就是大庆油田的基地,当时还是一个小乡村,一条土路,二边土坯房。路边不远处有个大土坑,据说就是王进喜跳下去堵漏的泥坑。

在我的记忆中,萨尔图就是一个漫天灰沙的土屯子,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还比不上土地黑黝黝的北大荒。唯一令人难忘的特征就是晚上到处点“天灯”,黑夜里远处连成一线,远比城里的路灯壮观,那是油井燃烧的与油伴生的天然气,白白烧掉,火头整天不息,白天不明显,晚上照“天灯”。油井里冒出来的天然气不烧不行,否则污染空气,还有危险。rì夜烧得屯子里外一片黑,人睡一夜觉后,早晨起来,你会发现鼻孔黑,鼻涕也是黑的。屯子里到处是坑,chūn天化雪积水后就变成泥潭,泥潭上面一层黑油。老乡家的猪大都是放养的,猪不怕脏,泥潭里滚过以后,粘了一身黑油。所以,在萨尔图看不到白毛猪,白毛也滚黑了。

如今,恐怕再也见不到这种场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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