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第五章出师荆江
过完年，饶民太即刻动员和组织松滋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斗争。全县征召了八个连的英雄儿女，编成志愿军一个步兵团，周致远和饶民太与营团干部们紧紧握手，看着他们在松滋人民的夹道欢送中，雄赳赳，气昂昂，英勇开赴朝鲜前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是一年。
1952年3月，饶民太以县指挥长的身份，率领松滋县四万多名民工，浩浩荡荡参加了伟大的荆江分洪工程建设。
人们不禁要问：抗美援朝战事正酣，国内为何要兴师动众修建这么巨大的工程呢？
原来，荆江防洪的大事紧连着北京，牵动着新中国最高领导们的心。
早在1949年夏，荆江大堤马家寨一带，因经不起洪水的冲击，大部堤身已经崩塌，眼看就要溃口，所幸解放军赶到，他们边打仗，边抗洪，不久洪峰退去，侥幸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灾害。1950年淮河发大水，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由此及彼，忧虑起荆江来。他想：荆江历史上的惨景不能重演，今日淮河的灾难不能再现荆江。8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治淮会议。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为周总理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治水态度所鼓舞。会后，林一山回到武汉，立刻主持了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工作。在察勘汉江大堤和荆江大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防洪计划作为治江的第一阶段。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期间，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周恩来非常重视，亲阅了工程设计书，并派人向林一山询问了一些细节。
两个月后，周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67次会议，水利部长傅作义作了《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应以荆江防洪工事为重点，荆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来量，应测勘研究分洪蓄洪方案，并推进准备工作。”荆江分洪工程需要湖北、湖南两省协力合作，周总理还亲自给中南局邓子恢写信，谈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他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周总理指示：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信写毕，他让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持信去武汉找邓子恢。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李葆华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提出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邓子恢还分别找湖南湖北的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领导人相近的看法。
原来，长江上游来水进入荆江后，每年有相当一部分水量要经过南岸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个进口，流入洞庭湖调蓄，与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汇合后，复由城陵矶注如长江，因而形成了复杂的江湖关系：即一方面不能不通过洞庭湖调蓄，另一方面江水入湖时泥沙俱下，导致湖泊日益淤积和萎缩，加之近百年来湖区围垦人为的缩小了洞庭湖的面积，减弱了洞庭湖的蓄洪能力。这些江湖关系矛盾日益激化，引起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生死利害的冲突。
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分洪区位于荆江南岸，湖北境内公安县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外围自太平口沿长江干堤至藕池口，折向西南抵虎东干堤，再沿虎东干堤至太平口，成一袋子形，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湖北对此方案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些顾虑。历史上有舍南救北的矛盾，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水，就好像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岸大堤决口，湖南常德地区将变成“水乡泽国”。湖南黄克诚担心地说：“荆江分洪搞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经周总理、邓子恢作说服工作，两湖看法有所接近。不料时隔不久，情况突然有了变化。
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拨款把分洪区原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这一“戴帽加埂”不打紧，湖南有了顾虑。常德专区专员柴保中通过黄克诚向**写信，力陈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作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指示水利部立即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开会协商。从1952年2月17日至19日，水利部副部长潘正道，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副总工程师何之泰，湖北省农业厅长徐觉非，湖南省水利局长孟信埔，常德专员柴保中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了三天。20日，周总理又亲自召集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等以及两湖来京人员开了一个会。会上周总理反复询问各种意见后，先表扬湖南方面写信向**反映情况，关心滨湖地区群众利益。接着把话题一转说：“**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并严肃批评：“**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到会各方见此情景，都先后发言作了自我批评，湖南方面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可见周总理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23日深夜，周总理向**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报告，并呈上《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他在报告中写道：“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作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
25日，**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经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一致同意荆江分洪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的方针是照顾全局，兼顾了两省，对两湖人民都是有利的。
3月21日，政务院12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长江中游继续加强荆江大堤，以保证堤身的安全，并于汛前保证完成荆江分洪工程中围堤及进洪闸与节制闸。
政务院作出决定后，**立即作了三点指示：一是要把荆江分洪工程当作全国的事情来办，全国支援；二是荆江分洪工程关系到两湖人民的生命财产，两湖要全力以赴；三是工程一定要在汛期前完工，调一个兵团用打仗的方法来完成任务。
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公布《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规定》中有四个字加了着重号：即1952年汛期前保证完成两岸分洪区围堤及进洪闸、节制闸等工程一句中的“保证完成”四字。体现了周总理严谨的治水思想：其一，天时不可多得，两个汛期之间是完成分洪工程的最佳时机；汛期前完成工程，即使当年荆江发大洪水，工程可发挥防洪作用，又不使工程半途而废，毁于洪水；其二，通过李葆华与苏联专家布可夫的实地调查，证明汛期前完成任务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其三，规定完工期限，使工程领导者和建设者能有一种紧迫感。正如周总理在荆江工程主体工程完工后，在政务院第143次会议上所说：“荆江分洪工程不搞吧，又怕淹了湖北；搞吧，黄克诚来电说，如果不彻底搞，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100天完成，结果75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期限，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周总理考虑到消除湖南的担忧，切实做到荆江分洪工程不致影响洞庭湖区人民群众利益，而且还要对洞庭湖区有利，他强调“江湖两利，湘鄂并重”的原则，1952年本来没有计划的分洪区南端黄山头节制闸，必须立即设计，并与太平口进洪闸同时开工修建。有了这道节制闸后，使流入洞庭湖的洪水可以得到控制，即使分洪区围堤溃决了，涌入虎渡河的洪水也不能任意涌入洞庭湖。因为综合考虑，周密计划，中央在批准的《荆江分洪工程图》中，才增加了主要工程之一的黄山头节制闸工程。
话说松滋县长饶民太按照上级的指示，带领松滋县四万多名民工来到荆江分洪工程前线，他们在虎渡河工地上召开誓师大会。这天，晴空万里，蓝天白云，虎渡河边露天会场上人山人海，旗如林，歌如潮。饶民太站在主席台上，高高举起拳头，振臂一呼，大喊：“同志们，党中央，**已发布命令，要修建伟大的荆江分洪工程。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以**为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为副主任委员，郑绍文为秘书长，黄克诚、程潜、赵毅敏、赵尔陆、潘正道、齐仲衡、张广才、李毅之、林一山、许子威、王树声、袁振、徐觉非、郑绍文、刘惠农、田维扬、李一清、刘子厚、张执一、任士舜为委员；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为总政委，王树声、林一山、许子威、田维扬为副总指挥，袁振、黄志勇为副总政委。省主席**说，荆江分洪工程关系到两湖千百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整个治江的计划，党中央要我们修一个能蓄洪60亿立方米的人工大水库，来降低荆江水位，抗拒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水利大工程，是两湖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松滋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就跟着贺龙闹革命，从来就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这次也一定要胜利完成党中央和**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现在我和你们一起，向**主席上请战书，要多立功，立大功！保证完成任务，让党中央放心！让**放心！”话音刚落，场下几万民工早已按捺不住，挥舞拳头，齐声呐喊起来，声音响彻云霄，震撼荆江两岸。
此时，一条近道小路上，县政府通讯员张道武快马加鞭，正从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向虎渡河工地飞奔而来——
人们不禁要问：抗美援朝战事正酣，国内为何要兴师动众修建这么巨大的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呢？国家怎样决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