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使用自己从北平带回的新式印刷方法，以金属制版，金属制版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民间现在的印刷都是使用水墨，以水调合，这种水墨只适合用于木版或石版，但是如果用于金属制版，则会出现上墨不匀，印刷后会出现月兑色的现象，而从北平带回的新式印刷机器，则是为了适应铅活字印刷而专门调配的油墨，以油调合。只要朝廷保持住这个秘密，那么伪造者再也无法大量仿真印刷。
而且，在辅助于活字印刷的便利，可以将所印制的宝钞编号，不但可以防止外人伪造，而且印钞局内部出了问题之后，凭借编号可以迅速追查到具体的环节和人的身上，再次杜绝了内外勾结。
边听边点头，对于庞煌的最后一点看法，他也是十分认同，而且，在之前的南京皇城筑建过程中，由于取材繁杂，也曾经用过编号寻责的办法，颇有成效。但是对于用油调合墨汁，却是闻所未闻，想不到印象中简简单单的印刷，也会有这么多的道理。朱元璋不由被庞煌的说法慢慢的吸引了过来。
除了将宝钞改版，更换印刷技术的建议，同时，奏请朱元璋重新组建倒钞司，负责改版后新旧宝钞的兑换事宜，并长期保留，用于兑换昏钞等等。
庞煌说话由于准备充沛，并随时将宝钞之事和百姓疾苦相互连接，深合皇帝的心意，而其实朱元璋内心深处也不愿意轻易更改政令，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朝廷向各方进行妥协。这是要强性格的他不能忍受的。
遂召见太子朱标和户部尚书等相关人员逐一个个问题进行咨询，最后决定有太子朱标全权负责宝钞事宜。用最快的速度改版大明通行宝钞，以解朝廷内忧。依据庞煌的建议，重组倒钞司，并很快的决定，将倒钞司并入海关，以便于新版宝钞的发行和兑换。
这个是庞煌没有想到的，但是当时也不能拒绝，只是心里暗生警惕，海关目前虽然没有太多的成绩，但是在老朱的眼里却是日渐被重视。要小心自己创造的东西到了最后反而变成了自己的累赘。
半个月后，早朝时，百官意外的发现庞煌也赫然在场，皇帝命宦官将新版大明通行宝钞散发于个人手中，然后由庞煌进行讲解。
新版宝钞，仍是用桑皮纸混以作废的文牍及考卷打浆而成，只是参照了金粟笺等纸张的制作工艺，加金粉于纸张之中，让印钞用纸显得暗浮金色条纹。更彰显了贵气和庄重。在增加纸的厚度同时，也愈加注重到纸张的柔韧性。
且面积大为缩小，按照庞煌从后世的主观意识，分别对应于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五元、两元和一元rmb把大明宝钞定位面值分别为一贯、五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和十文等七个面值。
暗藏水纹于宝钞当中。水纹图案以日、月图作为背景，含日月照大明的意思。为了更好的防止伪造，新版宝钞特别采用了新式印刷。正反两面皆印有图案，正面暂时依据现行的大明宝钞改良。并无大的变化，而背面。则按照不同面额，奏请了朱元璋分别用已卒武将功臣常遇春、邓愈等人的肖像进行标注。
这一点，为了上纲上线，不使百官反对，特取意于唐时秦叔宝和尉迟恭二人为门神为例，说是希望功臣继续为大明守护江山，也是对于亡故功臣的一种肯定和表彰，同时也方便了百姓辨认。
其实庞煌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在迷信的封建王朝，这样做，可以给一些造假者心理负担，毕竟现在的大明还是很多人相信神灵的。
而以甲、乙、丙、丁等天干地支为首的特殊编号的惯例也逐渐形成，排列顺序和规律，只有皇室之内知晓，每次印制宝钞之前由宝钞提举司的人事先调配，然后报于皇帝挑选御批，只要是提举司内部不出问题，民间根本无法知晓，从而不但可以控制宝钞印制数量，也算是加大了伪造的难度。
至于怎么打印编号，后世印象中的打码机也应运而生，筋皮上嵌以金属字，醮特殊印墨，每通过模具印一次，手工转动一格。
百官看的哑口无言，户部尚书奏报，新钞成本似乎过于高昂，因此会加大朝廷的负担，庞煌道，就是加大成本，才能使伪造者望而却步，限于纸张等诸多因素，使其不能量产，少量伪造成本反而会让这些投机者入不敷出。
吏部尚书翟善奏道：“为便民兑换，必要在大明一千三百余的省府州县各设分支，如此一来，这激增之官吏更添朝廷负担。宜仍保留零用铜钱，”
朱元璋考虑之后说，暂时交与海关署理，置倒钞司于海关暂时负责发行兑换事宜，两年后在将倒钞司分离，强制执行，不允质疑。并公告庞煌所拟宝钞三策，供大臣决议。
一，铜钱仍可流通作为零钱，与宝钞可随时自由同比值兑换。但是以一年为期，一年后，铜钱将全面作废回收。黄金、白银与宝钞可据市价任意兑换，但金银不得再用于交易。
二，朝廷将通过拨发薪饷、自由兑换、工部拟定大型水利以及各种工程以酬劳形式发放新钞。交纳税赋，只收宝钞。残破宝钞可随时无偿更换。
三，成立教诲司，以个官学学生为主，教导百姓分辨真伪，三月后，使用伪钞者罚没。六个月后，使用伪钞者，流于岭南。发现有伪造者，一律斩首。三族之内，发于辽东，永不回返。
这几条虽然说是庞煌拟定，但是却是朱元璋的决议，也只有在这种强势皇帝的威压下，敢有此魄力。
平日一言九鼎的朱元璋。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恢复铸造铜钱，但是心里总是不情愿的。由于大明上下普遍的金融意识淡薄。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只能随着形式的变化不断调整者策略。庞煌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正合了老朱的心意，在保持自己强势的同时，也为太子朱标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最后在散朝时，庞煌趁机奏请，审核府库金银数目为印制宝钞的基数，并汇聚天下七成的金银于京师作为朝廷印钞的信用保证，并公告全国。他对于金本位、银本位的金融概念只是限于听说，但是总觉得这样做是没有太大的错误。至少可以限制民间的金银流通，对于宝钞的发行减轻了阻力。
朱元璋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一声暂时搁置，庞煌正在失望之际，散朝之后，内宦过来传驸马都尉往御书房觐见皇帝。
原来庞煌的这个奏议，使皇帝想起了其在北平短时间内聚拢大量金银之事，还以为庞煌目的是为了鼓励商贾，心中有些不悦。才在朝堂之上暂时搁置奏议，但是回到书房内歇息时，又想到庞煌最近的表现，无论是海关、新版宝钞。无一不是抑商之举。所以就将庞煌传到内廷问个明白。
知道原因，庞煌有些啼笑皆非，他想不到老朱竟然是这么的敏感。也暗自心惊朱元璋作为皇帝的那种仇视商人态度，庆幸自己没有做的过于表面。于是思索了一下，抛出自己所不熟悉的金本位、银本位的印钞方针。开始为老朱讲解所谓纸钞的由来。
其实，纸钞由来虽然历代都是朝廷经营，却盛行于民间，前宋的交子可以说是纸钞的始祖。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战国的质剂，汉朝的皮币，盛唐的飞钱，宋初的便换、茶引、盐钞等。但质剂、茶引、盐钞尚属不同类型的凭据，飞钱、便换仅仅仅是汇兑手段，皮币虽与纸钞性质相近，却因定价太高，只用于王侯宗室的朝觐聘享，并未真正成为流通手段。
而交子最早产生在宋初的四川。当时四川通行铁钱，体积大、分量重、价值小，不便交易、携带，难以适应大宗交易的需要。于是，成都十六家富户联合，印造交子。交子上印有房屋、树木、人物、密码、花押等图样，票面金额临时填写。
既可随时兑现，又能定期流通，其期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满发行新券，掉换旧券。可是,这些制度只是出于民间约定，尚未具有法律效力。后因富户破产，交子无法兑现，以致信誉扫地，不能维持下去。宋仁宗天圣元年，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改由官办，禁止私造。至此钞法作为法制，才正式确立。
而蒙元承袭宋例，大明又因文化隔断承袭蒙元后期的印钞无度，虽然在短期内聚拢了民间财富，但时间稍长，其弊端就显现出来，而庞煌就是以此为凭据，想要奏请汇聚金银、盘点国库，就是为了有节制的印制大明宝钞，以防止今后金融体系的崩溃。
这些都是在印制新版宝钞的时候，庞煌请教博学如黄子澄、齐泰等人所得出的结论，再由这些儒生们用自己的见解说出来，现在复述给朱元璋听，当然很切合皇朝的利益根本，朱元璋遂不反对，但是也不赞成，只是放手让庞煌协助太子朱标去做就是。
原来以为已经体会到朱元璋的强悍，但是随着自己负责具体事务的增多，慢慢的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看着已经稍显憔悴的朱元璋还是没日没夜、有条不紊的审阅自己已经批复的奏折，庞煌打心眼里感到钦佩。
而自己的速度，却好像赶不上老朱的步伐，庞煌就生出一种无力的感觉，黄册库的完善、锦衣卫的管理、大明宝钞、《大明周报》编撰、大宗正府职责等等明面上的事务已经让他无暇分身，而在私下，他已经在在杭州又办了一说清华义学，全部完工的招生事宜、自己情报渠道的建设、处理收集过来的各种情报，甚至是溧水蔬菜大棚之内新作物的生产都要他来做一个了断。
经过几年的运作不知道不觉之间，自己的情报系统也渐渐的强大起来，按照当初刘伯温的建议。利用自己驸马都尉的身份作为后盾，向朱元璋奏请接手工部建于江东诸门外十五座酒肆。为避免别人注意，其中选择鹤鸣、醉仙、讴歌、鼓月复、来宾、重泽等酒肆作为发展根本。在大明各个重镇建立分号，内置自己的嫡系人员以收集民间的消息。如今，暗中由自己操控的酒楼，在全国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余座。
再以海关衙门所置人员收集商贾消息，两手同时抓起，但同时都是比较浩荡的工程，要不是在强权的推动下，在庞煌经过的另一个时空，恐怕连各种手续两年也办不下来。
所以庞煌感觉到太快了。每天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自己书房的情报，再经过分析筛选，如雪花似的繁多，要不是有齐泰心细帮忙，将各种信息分门别类，按照轻重缓急标识，然后在交与自己过滤。恐怕庞煌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光是看情报可以度日了。
于是，开始怀念后世有电脑的日子。因为固定庞煌的生活已经进入了程序化阶段，每日固定的时间在去办固定的事情。固定的时间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固定的时间接收内厂传来的情报。固定的时间……。
庞煌感到自己像一只木偶似得，被各种丝线牵来扯去。没有一点自己的主张，虽然时而也有大权在握的快感，但更多的还是一个字——“累”。不禁有些注意朱元璋的每日生活安排是怎么样的，这个历史上最为勤政的皇帝。是怎么做到劳逸结合，在如此繁忙的政务中还生了三十多个子女。而自己只是分担了其中一部分便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而经过大明宝钞改版之事后，庞煌又进入了蛰伏的阶段，因为他感觉到事情进展的太快，自己已经把握不住，要慢慢的消化近几年来的成果。
洪武十六年来临，在此期间，经过迂回，朱元璋终于松口，调刘三吾进京筹备重启已经停了十余年的秋闱。但不知如此一来，却将刘三吾推进了火坑，不过这是后话了。
大明通行宝钞新版的发行，在庞煌的策划，太子朱标的实施，朱元璋的威压下，进展颇为顺利，新版宝钞难以仿造是一个原因，而皇帝的果断杀伐，却成为了主流，既然决心让朱元璋当这个恶人，所以，在广泛收集情报的基础上，庞煌刻意引导着皇帝的思路，一时之间，两淮、江南境内鸡飞狗跳。
在严令下，曾经有一些村庄，壮丁皆被抓往官府治罪，然后就再无消息，而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整村的人被留于岭南、大理等地，永不得返乡，因为有人曾经利用新钞、旧钱交替之际浑水模鱼，按照发行新钞时的严令，但凡涉及伪造宝钞之地，当事人处死，以里为单位的居民皆要充军边塞，以补偿其知情不报的罪责。
全国摄于皇帝的威严，无不大恐，再则伪造艰难，短时间内居然控制了宝钞贬值的速度，开始往良性发展。
洪武十七年开春，天下士子聚拢个州府，然后经过筛选后赶赴京师准备秋考，南京城内逐渐热闹起来，庞煌趁机奏报皇帝，调黄子澄为翰林待诏，御国子监生员三十人按照每七日为一循环，扩大《大明周报》，朱元璋允之。
鉴于百姓识字之人少、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大明周报》一直只是在南京的周边，虽然只是在京畿之地暂时刊发，但是他相信，在这次重启秋闱时，天下士子汇聚京师，利用这一先决条件培养市场，首先坚定报纸在士子心目中的分量，而后，在通过海关和今后建立起的交通渠道发行，肯定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报纸是庞煌最想控制的东西，在这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大明，纸质传媒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铅活字印刷机无疑是报纸坚强的后盾。
天下士子汇聚京师，虽然对于全国的读书人还算是少数，但是总归都是各地方的精英，这些人，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一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而剩下的人如果科举后返乡，对于报纸的宣传那是有绝对影响力的，更何况，在庞煌的内心深处，还准备招募一些落第的士子，往各自家乡省会处设立《大明周报》分馆。有了一年的熏陶。相信会有很好的效果。
这种一举两得的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话，那他可真枉费了穿越回大明几年的磨练。
但这个时代能够识文断句的人毕竟还是不多。所有从属对于报纸销量的前景并不是很看好。但不管怎么样，身为驸马都尉的庞煌不用去计较报纸盈亏与否。在他的心目中，就算是赔钱赚吆喝，也要将报纸的声势巩固起来。
到时，报纸就是整个大明的舆论导向，至少这样可以聚拢大批士子的眼神，其上再刊载一些朝廷的各项政策法令、各地的一些新闻和民间读书人写的一些文章。
在弘扬朝廷政令的同时，则可以通过发表士子的文章来揣测其对国家治理政策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让朝廷能够从侧面知道这些法令在各地执行的效果，虽难免有些牢骚之言。但如果朝廷派官员干预，就会最大的程度上杜绝这种攀诬的现象。
“这样可以使朝廷平添了无数在民间的无冕御史……。”这一条是庞煌奏报时最能打动朱元璋的一条，当初让户部彻查天下粮田，任命拥有土地多的大户充当粮长，代替官员行使收税的权力，还有就是于各州县及乡之里社设立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这一切目的不也正是如此吗？
现在又多了读书人在朝野之间行使这不用发俸禄的职责，朱元璋是绝对不会反对的。而且，中间的相互制约，将会更加严密。
做事如此得心应手，却不知庞煌本来就从后世的历史书上熟知了老朱的性格。自从北平回京师之后，所吩咐诸事无一不先考虑他这个老丈人的想法，所以才能凡事达到他的满意。
洪武十七年的来到。朱元璋已经完全适应了没有中书省制肘的执政生涯，慢慢的开始建立真正属于他的理想国度。设立三法司。更是朱元璋的自以为得意的手笔。
其初，朱元璋命刑部议定罪犯罪名入奏。既奏，录所下旨送四辅官、谏院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施行。有疑狱则四辅官封驳。后罢四辅官，而议狱归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三法司。洪武十七年十月，三法司改建署成，称作贯城。
于是，朱元璋“命天下诸司刑狱，皆属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寺审覆，然后奏决。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朱元璋又谕刑官：“刑者，辅治之具，用之不可不慎。所以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同年，经过朝议，制定了府州县官为政八事，并且谕旨开始颁行，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告谕礼部臣说：州县之官，于民最亲。其贤不肖，政事得失，民之安否可见。我曾命县考于州，州考于府，府考于布政司。各以其所临，精其考核，以凭黜陟，昭示劝戒。今上下之政，惟务苟且。县之贤否，州不能知；州之贤否，府不能知；府之贤否，布政司不能举。善无所劝而恶无所惩。
今命以八事，你们可将其榜示天下。于是，礼部奉旨颁行：其一，州县之官，宜宣扬风化，抚字其民，均赋役，恤穷困，审冤抑，禁盗贼；时命里长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尽力南亩；勿作非为，以罹刑罚；行乡饮酒礼，使知尊卑贵贱之体，岁终察其所行善恶而旌别。其二，为府官的，当平其政令，廉察属官致治有方、吏民称贤的，优加礼遇，纪其善绩；其有蹋茸及蠹政病民的，轻则治之以法，重则申闻黜罚，但不得下侵其职，以扰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核府州县官能否，询知民风美恶及士习情伪奸弊，甚者具闻逮问，如所治不公，则从按察司纠举。
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的，县自断决，具实以闻。其五，犯徒流罪的，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达布政司定拟。其六，有犯死罪的，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达布政司，布政司达刑部定拟；杂犯的，准工赎罪；真犯的奏闻，遣官审决。其七，凡诸司狱讼，当详审轻重，按律处遣，勿得淹禁。其八，民间词讼，务自下而上，不许越诉。以上八事，颁布天下，永为遵守。
洪武十七年初，改铸南郊太和钟。高四尺八寸五分，口径三尺六寸五分，纽高一尺四寸五分，重二千七百六十一斤。
而就在太和钟铸造完毕时，传来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李文忠病逝了，洪武十年以后，李文忠与李善长二人受任“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但是作了不到两年，胡惟庸谋反伏诛，中书省被取消，大都督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御史台也在十三年五月被取消。
在此以前，曾经在十二年上半年督率沐英等人，削平洮州十八个番族的叛乱，在七月间回京，掌理大都督府的事。掌理到十三年正月大都督府被分为五个都督府，也就算了。国子监，从十二年七月起，也是由他兼领的。
李文忠在洪武十六年冬得病，十七年去世。病中，朱元璋自己来看过他，又吩咐华云龙的儿子淮安侯华中负责料理他的医药。他死了以后，朱元璋怀疑华中料理得不周到，把华中的侯爵贬了，把华中的家属流放到建昌，而且也怀疑医生用了毒药，把所有的诊视过李文忠的医生一齐砍头，连他们的妻与子也砍。
朱元璋如此作为，可能是由于一时气愤，但是李文忠肯定是朱元璋一生所最亲最信的人，而且罢兵家居之时“恂恂若儒者”，与世无争。虽则他有时也因为劝朱元璋不必杀人太多，不必派船出海征倭，不必多蓄宦官，而受过朱的呵斥。他死的时候，年纪才有四十六岁，朱追封他为岐阳王，谥以“武靖”二字，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他。
这是最近几年李文忠大概的情况，大家在伤心的同时，还忽略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李文忠还兼着北方兵马统帅的事实，朱元璋不放心徐达，不放心傅友德，也不放心冯胜等人，但是对于李文忠，还是十分相信的。
因为李文忠毕竟是朱元璋的外甥，对于只相信自己亲人的朱元璋，在将徐达调回南京之后，北方兵马的实际指挥权，就交给了李文忠，但是李文忠却是英年早逝，这么一来，北方乃至辽东的军马实际控制权，应该交给谁呢？
朱元璋将目光看向了自己那几个儿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