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远不知道廖锦文被吴劲书阴了，也被张修远给误导了。在廖锦文看来，张修远作为代表乡政府一方的干部，这么跟吴劲书对着干，肯定是因为想彻底抛弃吴劲书，视吴劲书为罐头厂改革的绊脚石，必先踢开而心甘。而是张修远在廖锦文还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要求召开部分职工代表的座谈会，讨论工厂的经营策略、工厂的前途等大问题，措手不及的他可谓匆忙上阵，等他发现自己已经被架在火上烤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廖锦文的愚蠢有张修远不少的责任，甚至可以说张修远就是始作俑者。他们两人都上了吴劲书的当，只是廖锦文是躺着中枪，而张修远则是没想到吴劲书的悲情牌打得如此主动，积极的程度出乎他的预料。“悲情牌”的一般打法就是受了委屈不伸张，被人误骂不辩解，很少有安排人自揭其短的，要知道自揭其短的风险很大，万一失控很可能弄巧成拙，自己将自己给踩死了。
至于提交的座谈纪要能否由鲍和春、廖锦文等人私下修改，那更不可能。要知道座谈纪要是需要与会人员签字认可的，即便是里面有火药味十足的话语，除非说话者本人觉得不妥，主持会议的人觉得不影响整个纪要的主要内容，才可能整理一下，决定不可能随便修改删除。否则有吴劲书、陶卫军撑腰的他们一定会闹得鸡飞狗跳，廖锦文会更加难堪。
张修远默默地读着座谈纪要，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但心里却开始担忧：这份文件一旦到了县里大佬的手里，他们会怎么想？如果仅仅是对廖锦文的印象不好，将来不让廖锦文上位，那自然是无所谓。本来张修远就不想让廖锦文这个家伙上位。他跟吴劲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比吴劲书这人还阴。
张修远最担心的是县里的领导将所有责任放在他身上，放在湖东乡乡政府身上，毕竟这事归根到底还是他闹起来的。没有他在工人面前说那番话，没有他和吴劲书吵架甚至动手，职工代表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作为县委组织部门任命的厂长，怎么可能有职工代表所说的那么不堪、那么无能、那么无耻？文件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无不在打县领导的脸
一旦在县领导心目中判了死刑，张修远拯救罐头厂的计划将无限期搁浅，还可能影响其他企业对罐头厂的收购，如果罐头厂最终不能自救成功，又不能如前世一样破产之后被大企业收购，那他张修远可是罐头厂全体职工的罪人。
他看完之后随意地将文件还给陶卫军，问道：“吴厂长真的有这么多问题？那他应该下！”
陶卫军一边将文件收回文件包，一边说道：“怎么可能？吴厂长这几年联系获得了省市劳动模范，优秀管理者，先进工作者，等等。上级组织总不可能都说瞎话吧？反正我为吴厂长不值，中国的国民就是有劣根性，说人好时一下把人哄上天，说人不好时一下就把人踩到底，打入十八层地狱。”
张修远说道：“但也有二句话说的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他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我相信广大职工是不会冤枉他的。既然有这么多人这么说，他肯定有自己的不足，有需要提高的方面。”
陶卫军反驳道：“张主任，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被人说的地方？更何况他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呢。一点点小失误就能被人无限地放大为十恶不赦的大罪行。”
张修远一边和陶卫军不咸不淡地谈着，脑海一边思考着如果扭转目前这种不利局面。成竹在胸的陶卫军看到张修远不时心不在焉的样子，心里得意地暗笑，更加热烈地和张修远谈论着。
……
罐头厂的文件——座谈纪要——在第二天上午就递交到了县委书记王柯良手里，看了文件的主题内容，他的眉头只是皱了皱，对于罐头厂的职工代表建议召开职代会讨论厂领导班子的事，他心里还是认同的，他虽然不主管政府那一边，但他还是被这个罐头厂闹得烦躁之极。他也跟县长郭远明等人私下交流过它的问题，但大家都拿不出一个好的方案，觉得这种老厂要改革要扭亏为盈实在很困难，县里拿不出任何资金，也想不出任何经营高招，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更换现任厂长、调整现任班子。
罐头厂在县里的关系非常复杂，盘根错节很多，动厂长一人就能牵扯出无数的头头脑脑。无数的人眼红副处级那顶帽子，又没有一个人想承担罐头厂一天天垮下去的责任，导致罐头厂领导班子的调整非常困难。
“由职工代表选出一个领路人来也许不错。”王柯良自言自语道。但当他看到后面的附件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当他仔细看第二遍的时候，桌上的电话机响了。
他很不耐烦地拿起电话机，问道：“我是王柯良，谁？”
“王书记，我是老徐，赵有年。”人大主任不高兴地说道，“王书记，打扰了。我想向你汇报一件事，柏湖罐头厂最近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我认为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