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元旦很冷。
可那年元旦前下了一场大雪，雪是下午开始落下的。我们刚刚放学，我、张清、何子怡、班长，还有跳舞的四个女孩一路接着落下的小雪粒一路上我家。
其实每天的排练我和何子怡最清闲，胖胖的班长虽然不表演，可她要提意见，要负责端茶送水——她比我像这间房的主人。她们还会叽叽喳喳地争论着哪个动作不好看，谁做的和别人不一致，谁的手脚不协调等等。我们往往只需要伴奏两次，剩下的时间我看着她们争，何子怡全心参与着一块儿争。
张清妈妈天天都来。那天听说张清女乃女乃不太舒服，她匆匆提来了几袋蛋糕，又匆匆离开。她走的时候张清追到窗口想问什么，却突然叫起来“好大的雪花”！我们全挤到窗口，昏黄的路灯下，雪花像密集的扑火的飞蛾，杂乱的毫无规律的飘洒，地上虽只是脏兮兮的添了些泥，可房顶上窗沿上都是薄薄地一层了。我们记忆中没有过这样大片的雪花，很是惊奇。
吴妈妈在门外喊着，我开了门，她端上来冒着热气与香味的银耳汤。她说给麻将馆的常客们熬了些驱寒，多的就给我们端来，让我们趁热喝。我接过没做声，张清连声说谢谢吴妈妈谢谢吴妈妈。
那天我们喝完银耳汤就散了，怕路不好走，有几个还得骑自行车回去。看着她们笑着闹着走出我的视线，我觉着那么冷。
学校的元旦汇演在29号的下午，那天干冷干冷的。太阳倒是大大方方的出现在头顶，一点儿阴霾都没有，可就是不暖和，周老师招呼着我们拿上家里带来的小板凳，集中在篮球场上。体育老师早用白色粉末划出了每个班的一方领地，中间空着场地算是舞台，靠北摆上了五张课桌和几把椅子，就是领导席兼评委席。教导主任带着几个老师从广播室牵出了两个话筒和理不清的线卷。三个年级八百多号人乱哄哄的反倒驱走了些寒意。我坐在小板凳上，电子琴放在周老师脚边。
张清她们几个扎着麻花辫，辫尾甩着艳艳的纱巾结的大花，穿的是张清妈妈从剧团借来的像电视里丫鬟穿的红绿搭配的衣服。
张清凑到我旁边，递给我一包咪咪虾条。她化着妆，原本白皙的脸上粉粉的，本就很深的双眼皮上涂了淡淡的眼影，更精神了，她把棉衣裹在外面，问我：“口红掉了没？”我摇摇头，拆开虾条，吃了一根，又递给她，“我不吃，怕把口红吃了。”她手冻得通红，时时用嘴对着哈气，不住的搓着手。
太阳就在头顶上，我抬头，一点也不刺眼，微微的泛着一点儿女敕黄色，像是冰箱里的等，挣不出一丝暖意，到透着让人无奈的寒意。小时候听爸爸讲过东北的冬天，那里的太阳是不是连光都给冻住了?
我们是第三个节目。大家配合得还不错，排练时没有一次达到这样默契的程度。张清早就是校园名人，她一出场，老师和学生都等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次她以结尾时的一个空翻让大家惊呼而满足。估计我们一等奖应该没问题了。
回到本班领地还没坐定，班长守在了身边。“周老师让你演完了去趟德育处。”我让班长看好我的电子琴，跑到德育处。
作者题外话：十四岁的女孩是脆弱的，尤其是她孤独的时候，他人的热闹就更显出自己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