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教导员替我扛着行李，我提着洗脸盆等日常用具，离开医院办公楼。
教导员指着办公楼东侧的大礼堂说：“这是全院人员开大会、演节目的地方。一演电影呀，家属、孩子、工作人员，再加上伤病员，挤得满满的。”
我们在大礼堂南面顺着马路往东走。马路旁有两排高大的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我说：“这医院真不小啊！”
“当然喽！”教导员说，“光工作人员就有七八百，很多人连我都不认得。”
走了一段路，向南向东拐弯来到一排平房前，有三个大门，门上分别挂着“第七食堂”“第五食堂”和“第六食堂”的牌子。我奇怪地问：“这么多食堂呀？”
教导员说：“这是军官食堂、战士食堂和招待食堂。另外还有几个休养员食堂呢！别看食堂这么多，就餐的时候，挤着呢！”
过了食堂，是一排排人字形房顶的红砖平房。我说：“这些房子比医院办公楼那边的旧多了。”
教导员说：“这就是旧医院。过了这旧医院再往南走才到咱们内四科呢，走吧！”
又走了一段路，向南拐进一条深深的长走廊。教导员说：“这走廊的西侧是内一科、内二科和内三科的病房，东侧是病理科、理疗科和中药房。到走廊尽头，再拐个弯儿才是咱们内四科和内科工作人员住的集体宿舍。”
我跟着教导员走到走廊尽头向东拐，也是一条走廊。教导员说：“这南面一间间的房子是内一、内二和内三科的集体宿舍，咱们的宿舍还得往里走。”
我说：“这医院太大了。左拐右拐把我都拐糊涂了。”
教导员说：“到了，前面洗手池子那里就是咱们科的集体宿舍。咱们和内科这一排宿舍叫第七宿舍。”
“好家伙，光宿舍就这么多。”
“这还不算家属宿舍呢！算上家属宿舍还多。对，咱们的宿舍区到了。你看，”他指着走廊一侧的一个个房间说，“这间是仓库，同志们用不着的东西放在里边。这间是女宿舍，住的是咱们科几位女战士(护理员)和没结婚的女护士。这一间是男宿舍，房间最大，咱们科常在里面开会。再往里走有几间小房间，你就住在那里。每间可住两个人。没结婚的女医生、护士长，住那里。”
走到里面倒数第二个门前，他放下行李说：“到了。”
他掏出钥匙把门打开，说：“进吧！这就是你的房间。钥匙给你。”
屋里有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两张床。他把行李提进屋来往床上一放，说：“这屋里就住你一个人，别人不叫在这屋里住了。”
我说：“两个人的房间，我哪能一个人住呀？”
“那张床留着，有机会你爱人来咱们医院的时候，就住这儿，省得再住招待所了。”
“那，我怎么好意思呢？”
“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同志了，该照顾就照顾嘛！”
“我算什么老同志？我还不满三十岁哩！”
教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一九四七年入伍，一九四九年入党，到过朝鲜，咱们是老战友嘛！”
“我，我怎么能和您称老战友呀？您年纪比我大，级别比我高，参加革命一定比我早。”
“不错，我是一九四二年入伍的。可抗美援朝时期我也到过朝鲜呀！咱们不是老战友吗？”
“您也到过朝鲜？”一提抗美援朝的事我就兴奋，“您是在东线还是在西线？”
“我在朝鲜当连长，入朝不久就负伤了。他们把我从战场上抬下来运到离大馆不远的一所兵站医院里住了几天，以后就回国了。”
“哎呀！我们兵站医院一入朝就住在大馆附近。说不定那时我还给您换过药哩！您怎么在这太行陆军医院里当了教导员呢？”
“说起来话长。我从朝鲜回国以后，在安东附近一所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因为伤员越来越多，后来就把我们转到关里来了。我在这太行陆军医院治疗了几个月。住院期间医院的政治处叫我帮了几天忙。医院看我工作不错，我伤好以后就把我留下了。你没来之前，我到政治处看过你的档案，咱们科正缺你这样的老同志，所以我千方百计地向院长、政委提意见把你要来了。”
“谢谢您这么热情，以后给您添麻烦了。”
“添麻烦？哈哈哈……”他高兴得笑了，低下声来对我说，“你知道吗？咱们科里十多个党员，科领导、护士、护理员中都有党员，就是医生里没有。你来以后，咱们医生里就有骨干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同志，老战友，为了革命工作，为了党的事业，你就好好干吧！上班以后，我和咱们刘主任好好给你介绍介绍咱们科的情况。”
“这宿舍里好安静啊！”
“现在是上班时间。上班的上班，值夜班的睡觉。所以很安静。”他指着窗外远处的两排房子说，“你看，那里就是咱们科的病房。刘主任她们就在那里上班。”
“刘主任叫什么名字？”来到内四科不能不知道主任的名字。
“主任叫刘兰筠，女的，比你大三岁。也是老同志，一九四六年入伍，入伍就在白求恩医校也就是当时的华北医大学习，华北医大后来改为第一军医大学了。”
我说：“我就是第一军医大学的学生。”
“这么说来，你们还是同学呢！她毕业以后一直在这医院工作。这位同志不错，工作非常积极，讲话、写总结很有水平。只是，有个别医生看不起她。”
“什么人呀，这么骄傲？”
“此人叫巩学谦，和我一般大岁数，解放前是国民党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在上大学的时候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我们接管了这所医学院，把它改为我军的军医学校，他也就随着我军的接管入伍参军了。咱们科懂英文的就他一个。喂！你懂英文吗？”
“我们在学校里学俄语，没学英语。自从咱们和苏联闹僵了以后，俄语也不学了。现在我什么外国语都不会，只会讲两句朝鲜话——‘巧思米达’！”
“哈哈哈……”我们俩都笑了。
我问：“咱们科的医生里怎么没有党员呀？”
“咱们科的医生，一个叫潘志伟，和你岁数差不多，男的，一九五○年参军，军医中学学习三年，工作倒是挺积极，靠近组织，要求入党，就是太直，直来直去，他把自己称为棒槌，说话不注意影响。另外，他是富农出身。现在正培养他，因为出身不好，对他要求比较严，目前看来，入党条件还不成熟。还有两名军医中学毕业的女医生，都是抗美援朝期间参军的，临床工作都不错，同志间的关系也很好，就是出身不好。一位叫杨彩霞，河南开封人。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少校团长。另一位叫甄彩玲，湖南益阳人，家庭是房屋出租者，剥削阶级，人很聪明，就是心眼儿太多。此外，还有一位刚从山西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医生，叫张水莲，青年团员，年纪还轻，入伍时间不长。所以，你到咱们科来我是万分的高兴。今后我这政治教导员的工作就好做多喽！”说完，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同志，老战友，好好干吧！”
正说着，推门进来一位个儿不高，长得非常秀气的中年女同志，大尉军衔。范教导员向我介绍：“这就是咱们科的刘主任。”
“刘兰筠。”刘主任伸出手和我握了握，说，“本打算和教导员一起去接你，科里来了个急诊病人，脑膜炎，忙活到现在才从病房里出来。”
我说：“教导员亲自给我扛行李，我就不落忍了，怎么还能麻烦您哪！”
刘主任说：“客气啥？你已经到自己家了，以后咱们还要长期在一起工作，有什么事就直说，我就喜欢直来直去的，有啥说啥。咱们都是入伍多年的老同志了，别客气。来，我帮你拾掇拾掇这个家。”说着就要为我整理床铺、打水和擦窗台。
我忙拦住她：“这些事我来。您歇会儿。”
刘主任对教导员说：“今天晚上政治学习之前，咱们开个会吧！欢迎曹医生。”
“好，我让邹正平买点儿糖，买点儿花生、瓜子儿，准备准备。”
我说：“可别！国家经济这么困难，一斤水果糖好几块钱，千万别为我花那么多钱。”
教导员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不愧为我们党的好同志，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我的好同志呀，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