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政治学习结束后，我骑着自行车急忙往家走，心想，周敬一定把我们心爱的女儿从幼儿园接回家了。
进家后，见周敬正在看着女儿趴着桌子画画。翠翠见我进来，抬起头来高兴地对我喊：
“爸爸！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我走上去，亲了亲女儿女敕女敕的小脸儿，说：“好，让爸爸看看！”
女儿画了两座山，一轮红日从山间升起，我问翠翠：“你画的是什么呀？”
“我画的是毛主席！你看我画得像不像？”女儿一脸骄傲地望着我。
我逗翠翠：“这分明是红太阳嘛，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怎么说是毛主席呢？”
“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就是红太阳，红太阳就是毛主席。”女儿反问我，“你见过毛主席吗？”
我摇摇头：“没见过。”
翠翠把小嘴儿一撇：“你没见过，就别瞎说了！”
咦？女儿的一句话，把我给噎住了，瞪着眼不知说什么好了。
周敬见我尴尬的样子，高兴得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嘭！嘭！嘭!有人敲门。
我说：“翠翠，快开门去！”
“哎！”女儿放下画笔跑去开门。
门开了，门前站着的是周敬的亲密战友徐芳和她爱人记者李杰。
“哎呦，我的天哪，什么风把你们两口子从北京刮来了？快进来！”周敬急忙往屋里请。
我对翠翠说：“家里来人了，你到外面找女乃女乃和弟弟玩去吧！”
翠翠很有礼貌地向徐芳和李杰摆了摆手：“叔叔阿姨再见。”说完跑出去了。
大家坐下后，周敬问：“你俩怎么想到来我们这里呀？”
徐芳说：“我把我妈送回乡下老家去了，顺便到你这里看看。”
“你妈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为啥送回老家去呀？”周敬问。
徐芳说：“不行啊，北京乱得很，我们家成份不好，怕招来麻烦。”
“乱得很”，我对李杰说，“你这大记者了解的情况多，给我们讲讲北京的情况吧！”
李杰拿出一支香烟，点着，吸了一口，把烟雾喷出来，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还不是北京大学聂元梓几个人的大字报闹的。”
“怎么闹的？你说详细点儿！”周敬说。
李杰把烟灰磕了磕，说：“那张大字报是冲着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写的。号召所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
我问：“毛主席什么态度？”
“毛主席赞同这张大字报，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全文播发和刊载。这样一来，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贴大字报，开辩论会，对校领导和教师进行批斗。简直乱套了，课都没法上了。”
“中央就不管吗？”周敬担心地说。
“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为了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对正在扩散的狂热情绪加以约束。但毛主席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从长远看，付出‘大乱’的代价是值得的。”
我说：“听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给这刘少奇和邓小平写了一张大字报，你记得大字报的内容吗？”
李杰说：“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着：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徐芳接着说：“这下子，刘少奇和邓小平可就倒霉了。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原来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7个人。改组后扩大为11人，排名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和陈云。林彪名列第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我说：“报纸上登了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决定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
徐芳说：“林彪讲得更厉害，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现在北京的红卫兵造起反来了。”
李杰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声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来一场大搏斗、打厮杀’‘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我说：“‘革命就是造反’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对对，”徐芳说，“红卫兵的口号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李杰说：“所以嘛，毛主席对红卫兵的造反是大力支持的。”他一看手表，“哎呀，时间不早了，该走了！”
周敬拦他们：“别走呀，我去做饭！”
徐芳和李杰说：“不走不行啊，火车票都买了，不能误了火车呀！”
只好听他们的，我和周敬把他俩送到了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