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二月，全国的造反派在夺权，双临市的党政领导机关被夺了权，太行陆军医院的院长、政委被勒令打扫卫生、擦厕所，我们内四科的刘主任也被停职干起了清洁工的工作。我虽然没有停止工作，可除了查房看病以外，其它一切事情我都无权过问。科里的工作任凭“金猴革命战斗队”和“一三零革命造反兵团”随意发号施令瞎指挥。医院的工作和科室工作一片混乱。
最可怜的是尤院长、裴政委等医院领导，不断地被各科的群众组织勒令跑步到科室去挨批斗。常常是这个科室的批斗会还没有结束，就被另一个科室的群众组织揪去批斗。他们像丧家犬一样，被驱使得疲于奔命，筋疲力尽。
刘主任不能参加医疗工作了，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生怕病房里发生医疗事故，我“吃不了，兜着走”。因为我是主治医生、共产党员、内四科的党支部委员呀！我不能让工作受损失，让病人遭受不幸。
这天晚上，我又到病房巡视病人。正巧林伟才也来病房看病人。虽说他是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我是被教育的对象，可毕竟我们还有“师徒”感情。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见面了，我向他提出忠告：
“小林呀！你们整天价忙于搞革命，可别忘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呀！病房里的医疗护理工作千万疏忽不得，如果出了事故，你们‘金猴革命战斗队’是有责任的。”
在场就我们俩，林伟才说话和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样，还那么温和：“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们‘一三零革命造反兵团’的医生所管的病人，巩学谦经常巡诊。这边，我和张水莲的病人，你和潘医生就多转转吧，为我们把好关。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还不是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嘛！你说对吧？”
我说：“这你就放心吧！我想给你提个建议：不能总让刘兰筠主任打扫厕所，还是让她定期查房才是。起码抢救危重病人的时候得让她参加。”
“这些你就别管了。我们自有安排。”林伟才向我交了底，“我们打算开主任的批判会，等她做出认真检查以后再说。我们原定在开她的批判会的时候，让你站在她旁边陪斗。后来大家一研究，让你写份自我检查的大字报贴出来，就算过关了。”
我想模他的底：“你说我该检查些什么呢？”
“需要检查的多啦！学外语崇洋媚外，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小资产阶级意识想成名成家等等，你不得写个十张八张的呀！”
我说：“是啊！我在学业务、学外语上是花了不少工夫，费了不少心血。这方面早就有人叫我书呆子了。看来是该检查检查了。我准备马上就写，尽快贴出来。”
我和林伟才巡视完病房，把该办的事情向夜班护士做了交代，月兑去工作服走出病区，来到清洁区的走廊里。
这时，“一三零革命造反兵团”的办公室里，也就是原来教导员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好像服务员们在开会。就听得里面‘啪’‘啪’两响拍桌子的声音。
“你把内四科的《党支部会议记录本》藏到哪里去啦？”这是阎久卿粗暴而凶狠的吼叫声。
我想，党支部的会议记录本是党内的秘密文件，他们追问这个干啥？显然，他们是想知道过去党支部开会的情况。幸好，为了保证党的文件的安全，我们早把记录本儿交给医院保卫干事，锁在医院保密室的保险柜里了。
里面，刘主任不软不硬地回答他们：“这就是教导员的办公室，你们不是搜查过了吗？”
“胡说！这屋里根本就没有！”谷美英的声音，“你一定把记录本儿藏起来了。你藏起记录本儿，就充分证明你们党支部在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你知道吗？你们暗地里搞我们革命群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路线的罪证！”
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想知道党支部开会研究科里人员思想排队的情况。还是范教导员有远见，不按“左中右”排，只排了个“上中下”。如果按“左中右”排，让他们知道党支部把谁划成了“右”，一定说把谁打成“右派”了。这些材料要是落到他们的手里，非把我们几个支部委员像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样往死了批斗不可。他们追查党支部会议记录本儿的这一招儿可真够利害呀！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主意？
“我没有藏。”刘主任反驳说，“你和阎久卿不是把我的家也搜查过了吗？是你们占了教导员的办公室把记录本弄丢了，你们反来问我。我不知道！”
“好你个刘兰筠，不但嘴硬，还他妈挺狡猾。我叫你不老实！”啪！啪！两记掌嘴声。
我的心里一震，暗暗骂道：“阎久卿这个畜生！竟然打人了。”林伟才也觉得不像话，一边摇头一边咂嘴。
林伟才的咂嘴声被屋里的人听见了。阎久卿拉开教导员办公室的门一看，见我和林伟才站在走廊里。他不敢对林伟才怎么样，却冲着我大声嚷起来：“曹晓刚！不准你在这里偷听！滚！快滚！”
在这种场合，我是不能跟他硬顶的。我只好愤愤地走了。到家以后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三零造反兵团”真是名副其实的造反兵团呀！
第二天，我按着林伟才的提示写了一篇自我检查的大字报贴在了走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