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查完病房从病区里出来，走到“金猴革命战斗队”的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一片欢笑声。
林伟才在里面一边笑一边说：“老头儿，你回来了。小心我们叫你撅着坐喷气式飞机、开你的批斗会呀！”接着，邹正平、赵春生、张水莲等人一阵哄笑。
“我呀，什么阵势都经过了，还怕你们这些毛猴子？你们有什么招数就全拿出来吧，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
啊！我听出来了，是范教导员回来了。我高兴得连门也没敲，一脚闯了进去，喊：“哎呀！教导员回来啦！”
“坐坐，老曹，这边坐。”教导员叫我在他身边坐下，拍着我的肩膀说：“看来这一阵子你没受什么罪，还是这么壮实。”
邹正平说：“批判刘主任的时候，我们本想让他撅着陪斗。可他油滑得很，写了一篇自我检查的大字报。大家看了以后觉得检查得还可以，就说‘算了，饶了他吧’。我们就叫他过关了。”
林伟才说：“我们饶了他。可‘一三零’不饶他。阎久卿和谷美英在你的办公室里跟他拍了一阵桌子。随后巩学谦又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油滑油滑的，并正告他叫他悬崖勒马哩！”
“为什么？”教导员不解地问。
我回答：“他们追问年前咱们开支委会进行思想排队的事。”
教导员把脸一沉：“这哪里是批判走资派呀？纯粹是对着党支部来的。这些人对党组织有成见啊！”
我说：“现在好了。他们对那次思想排队的事再也不提了。巩学谦贴了我的大字报，我回敬了他一张。至今他一点儿动静没有。”
邹正平说：“他们这些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们，鬼着呢！他们看见了全院人们是怎样批斗胡玉珍的，他们还敢把矛头对着党组织？吓也把他们吓回去了。”
我问教导员：“你回来待多少天，什么时候回北京？”
教导员万分感慨地说：“好喽，不回去啦！”
“不回去了，为什么？”
张水莲替教导员回答说：“他们这些转业的老家伙们是造反造回来的！”
“怎么，老家伙们也造反？造什么反？”
教导员眼里冒着懊恼的目光，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说起来叫人寒心哪！咳，去年年底我们这批老干部转业到北京，分配到不同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担任什么厂长啦，书记啦，实际上是叫我们去顶缸受罪。因为原来的厂长、书记，有的挨斗，有的吓跑了。这才把我们安排进去。可那些造反派组织根本就不承认你是什么厂长、书记，和对待原来的厂长、书记一个样，照样造你的反。在北京我被分配到朝阳区的一家工厂当书记。我刚把背包放下就有一伙人闯进屋里，揪着我的脖领子问：‘你是范书记吗？’我说：‘对，我是范书记。’‘好哇！你跑了这么多天，总算回来了，走！跟我们走！’我说：‘我是刚来的。’‘知道你是刚来的，走！’‘我，我——’‘你别他妈我我了！’啪！啪！给了我两个耳光子。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我押到了批判会场。我一进会场，人们就喊起了口号：‘打倒范连生！打倒范连生！’他们把我押到了台上。我跟他们说：‘我不是范连生。’他们不信，硬掐着我的脖子让我低头。我拼命地喊：‘我不是范连生！’他们这才让我抬起头来，说：‘你不是范书记吗？’我说：‘我是范书记，可不叫范连生。’‘那你是怎么来的？’我说：‘是刚调来的。’‘怎么，我们搞错啦？’这时，一位大胡子的小伙子走过来看了看我，说：‘错了错了，是搞错了。’听说真的搞错了，台上台下一阵哄笑。那位大胡子说：‘范书记，对不起，他们都是新来的，不认识你，搞错了。不过，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已经夺权了。您没事儿就在家里待着吧，千万别出来，免得人们把你认错了再批斗你。’你们说这叫啥事儿呀？真窝囊。不干！我们这批转业的老家伙们联合起来，找军区的头头儿造反，我们坚决不干了，要求回原部队。头头儿被我们闹得没法了，这才决定，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叫我们回来了。”
“这么说，你不走了？”我高兴地说。
“不走了。”
“还回咱们内四科当教导员？”
“对，还当教导员。”
“这下子好了！”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你回来了，咱们科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们有主心骨了。”
“什么主心骨？你别忘了，我是内四科的当权派呀！”他指着林伟才说，“刚才他们还说叫我低头弯腰撅开我的批斗会呢！”
林伟才笑着说：“现在是群众专政嘛！你老头儿什么时候想坐喷气式飞机，我们奉陪就是了。”
说完，又是一阵哄笑，笑得那么开心，笑得那么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