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铜牌上的字，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操他妈，总算找到了。便迈步往里走。看门的老大爷一下子拦住了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明了来意。老大爷说：“出版社星期天不办公，你星期一再来吧。”
我走出胡同，来到大街上，恰好看到路边树着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北马路字样，我顿时恍然大悟——难怪出租车司机们都对我说的地址迷惑不解，原来是我记错了，不是北大街，而是北马路173号。就因为这个错误，使我平白无故地多费了一番周折。
在花语出版社的不远处，我很顺利地找到了一家招待所。拿出身份证登了记之后，服务员将我领到了一个房间中。这种价格便宜的招待所一晚上二十元左右，四人一个房间，房间里除了四张床及被褥外，还有一张桌子和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旧电视机，十分简陋。由于劳累了一天，十分疲惫，再加之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我像烂泥一样躺在床上，动也不想动，连衣服也没月兑，很快昏昏睡去。
第二天醒来时，已是八点多钟。来到大街上，上班的人群流水一样从路上淌过，到处熙熙攘攘。我再次来到了花语出版社，跟看门老大爷打了招呼。老大爷向我点点头，并指给我地方，说：“在二楼。”
出版社的二楼比较冷清，只有两间屋子里有人，都忙忙碌碌的。我进到一间屋子中，说明了来意。一个中年妇女打量了我一下，说：“你稍等，我找个人接待你。”她出去后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个约模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小伙子说话挺客气，给我让了座后问我要出版什么书。我将书稿掏出来递给了他。他象征性地翻了几页，然后说出书是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的，非常麻烦，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另外，像我所写的这种类型的稿子，由于市场前景不好，他们现在已经不出版了，所以很抱歉……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明白自己这一趟算是白来了，点点头，便起身要走。小伙子也站起来对我说欢迎以后再给他们投稿，凡是文学类的他们都欢迎。然后，他将我送到楼梯口，客气地握手再见。
走在大街上，我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脑子里彻底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怀揣了那么长时间的希望在数分钟内就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这使我感到极度地伤心。独自在路边彷徨了好一会儿，忽然意识到在这里再呆下去已毫无意义，便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长途客车站。
回到学校时，已近黄昏。在大门口处恰好碰到了闫凤利，他问我这一天没见到我的人影，干什么去了？我说因为有事，回了趟大港。我没敢说实话，因为事情没办成，很懊丧，更怕别人笑话。
23、噩梦
出版的失败给我以很大的打击，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生的一个孩子被人杀死了一般，使我在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陷在消沉之中不能自拔。
也许是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我又开始做噩梦了。自从住校以来，我时常做噩梦，最令人奇怪的，就是每次的噩梦几乎都是一样的。在梦中，我独自一人在原野上行走，突然间，一只似狼似狗的恶兽凶猛地扑向我，吓得我拔腿便逃，恶兽则在后面紧追不舍。后来，我沿着一个环形的路线逃跑，就像为了躲避某人而围着圆形花坛转圈一样，可是，恶兽却回过身去从另一头去堵截，我返身便逃，恶兽再次回身堵截……于是，我猛地惊醒，内心“怦怦”直跳，需要好长时间才能将情绪平静下来。
后来，我翻看了《周公解梦》，那上面说梦见狗追乃是大凶之兆。
24、打人
长期的压抑和不满就像积蕴已久的火山，终有爆发的一天。这天，数学课本的一个单元学完了，照例进行了小测。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次试卷竟然答得十分不理想，我越看越生气，将试卷“啪”地扔在办公桌上，对一旁的闫凤利说：“这些兔崽子，真不知道是怎么学的，真想揍他们一顿。”闫凤利早就巴不得我像他一样，此刻一见时机大好，忙撺掇我说：“这帮子狗东西早就该打了，趁现在有气，去收拾收拾他们。”听他这么一说，我反倒犹豫了。但他似乎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拉着我的胳膊说：“要不这样，我跟你一起去，你要是下不去手，我就帮你打，你只在旁边骂他们一顿就行了。”他的这种想法让我觉得更加不妥。一则为了摆月兑他的纠缠，二则我的心中也的确有气，便将心一横，对他说：“你不用管了，我到班上去教训教训他们。”
到了班上，我将考得不好的十几个人依次叫上讲台，挨个打了一耳光，然后将卷子发下去，让他们改正错题。
回到办公室，闫凤利对我的所作所为很是赞赏，又说了许多“那帮子东西不打不成器”，“不必担心有家长找来，出了事我给你顶着”之类的话。而我的内心则突然有了负疚之感。
25、吃饭
闫占山认识的人不少，其中有许多是学生的家长，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老师能好好地教他们的孩子，以便将来能有出息，闫占山便趁机让他们请客。请客吃饭乃是历来社交沟通的必要途径，，于是，有一些人便隔三岔五地请我们吃饭。
请客的人大都很热情，饭菜通常也很丰盛，但凡事都有例外。有一次，我们就被人家晾了半天。那一天傍晚，闫占山到我的宿舍来叫我，说有人请客，让我一起去。我和闫凤利就兴冲冲地跟他一块儿去了。请客的人自己开一个小饭馆，我们便进了他的店中，可是里面只有他老婆在，问之，说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便将我们让到了桌边，上了一碟花生米，几瓶啤酒，让我们先喝着。
等了约半个小时，仍不见请客人回来。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兴起来，呼机也只是极少数有钱人才有的玩意儿，当然没办法快捷地找到他。这时，花生米已经快吃完了，啤酒也下去了大半瓶，我们在桌子边干坐着，没人理。闫占山让我去跟老板娘再要点儿花生米。我端着盘子到了柜台边，跟老板娘说了。老板娘则伸手从冰柜里拿出一个空塑料袋，对我说：“我们这儿没存货了，你们再等一会儿吧。”回到桌边跟闫占山等人一说，俩人不由得暗骂起来，都说：“这他妈的算怎么回事儿。”
又等了一大会子，请客的人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两盘炒菜。闫占山向他直抱怨，“你这叫请客吗？把我们一晾就是半天。”来人一个劲儿地解释，“中午跟一帮子兄弟喝多了，到现在还没醒酒呢……”
在外面吃饭时我喝酒很有节制，因此没怎么醉过。但有一次主人太热情了，我又推月兑不力，终于出了洋相。那一回是跟镇派出所的一帮家伙在一起吃饭。其中有个胖子酒量不错，三番五次地向我们敬酒。我本想不喝，但他不干，一个劲儿地相劝，闫凤利在旁边又不住地撺掇，身不由己，我只得连饮了数杯，终于喝高了，感觉胃里的食物一个劲儿地往上反，我忙走到屋外，在一个角落里“哇哇”地吐了。闫凤利看见了，出来问我怎么样。我嘴上说没事，可意识却已经模糊了，身子一个劲儿地打晃。便跟他说先回去了。闫凤利说让我吃了饭再走，不然中途退席不太礼貌。而我当时已是任何东西都吃不下，脑袋沉重得只想睡觉，便执意回了学校。
在众多请我们吃饭的人中，身份大都比较清白，但有一次是个例外，因为那是一个刚出狱不久的*犯。
那一回是二龙电缆厂董事长孟广柱的母亲死了。闫小屯小学作为二龙电缆厂的近邻，又曾受过它的“资助”，当然要表示一下。于是，闫占山、闫花香、我和一个新来的女教师一同去孟广柱家吊唁。由于孟广柱家比较远，另外还要带着一架大花圈，必须得有一辆车才行。我们当然不趁车，于是，闫占山便联系了一辆顺路车——开车人也是去孟广柱家吊唁的。在去之前我认为，一个小小的土财主不过是有几个钱罢了，能有多大影响力？可到了那里才发现，孟广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不但二龙电缆厂和附近许多公司的人都参加了吊唁活动，连河中市和地区的实权人物都或发去了唁电，或送去了花圈。唁电贴在一面墙上，花圈则从院子里一直摆到大门外十几米远处。各种各样的汽车停在孟家大门外，逶迤至很远。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我不禁感叹：真是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是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