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抵达杭州萧山机场已经六点多了，我随着人潮涌出机场。迎接我的是一群学生，他们大都带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的样子。其中有两人年纪偏大些，好像是老师辈的。还没等我缓过神来，一只有力的手紧紧的握住我的手，像多年不见得老朋友一样，豪爽的说：“欢迎！欢迎！张老师一路辛苦了！”我随口应和着：“没事没事。”接着就不停的握手寒暄，左耳一声好，右耳一声辛苦了，过分的热情使我身体表现的僵硬起来，我只忙着点头，几乎忽略了他们的容貌，只知道他们带着眼镜，都是学生。我仿佛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年代,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和影子。接着他们便七手八脚的争着抢着帮我拿行李，我随着一位老师坐进了一辆奥迪车的后座，另一位老师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学生们坐在后面的车上。
车子开了，心情也平静了下来。我仔细的打量了身边这位像老朋友一样热情的男人，他年纪跟我相差不大，身体偏胖，头发油光发亮的朝后梳着，很有派头的样子；浓眉毛，单眼皮，高鼻梁，厚嘴唇嵌在一张四方的脸上，不过还算和谐，没有相互打架的意思；一件白色体恤捅在一条灰色西裤里，在他的中间部分，肚子稍稍向外凸出着，死活一个啤酒肚，不断的让我想起鼓着大肚皮的蛤蟆；说话时声音很洪亮，偶尔还加着几个简单的手势来表达内心复杂的感情。我们开始攀谈起来，这才知道他叫王民泉，是杭州传媒大学的教导主任。副驾驶上坐那位老师叫张中梁，是杭州传媒大学的副校长。当王民泉向我介绍张中梁时，张中梁转过头来向我点头示意，笑着说：“张老师！我们可是一家人!”
我笑着回答：“一家人，一家人，不过我可不是什么老师，你们才是真正的老师！”
王民泉抢过话来：“您就别谦虚了，您才是真正的老师！我们这是忽悠老百姓。”
我摇摇头：“不敢不敢，我可担当不起。”并合手示意，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这些动作是我在日本养成的习惯，日本人都好这口，美其名曰：XX精神，就像老北京好二锅头和花生米一样。完成了日本的高难度动作，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然后拘谨的笑了笑。
“你们俩就别争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正好三个人，我们都是老师！”：张中梁说。
话声一落，司机便开玩笑的说：“怎么？我不算人啊?”
这话一出口，大伙都乐了。
车子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了下来，王民泉和张中梁硬拉着我说什么接风洗尘，我本想推掉，然而好意难却，我只好和他们一起走了进去。围着桌子坐下来，我才注意到张中梁留着很短的山羊胡子，头发稀少，额头宽而高，像很多“标本式”国家的干部一样；皮肤有些偏黑，淡淡的眉毛把眼睛衬托的更显有神，鹰钩鼻，四方嘴笑起来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吃起肉来非常小心。在夹菜的过程当中，左手腕上的表由于表链太松不断的发出细碎的声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左撇子。饭菜准备的非常丰盛，显然有些浪费的意思，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出他们对客人的高度重视。这样的中国餐在日本是很难吃到的，尤其是再带点特色的。不过在离妻子上班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中国餐厅，里面经常会有中国人出入，我记得在妻子生前，我去接她下班，也会常和她在里面坐坐，点几个小菜，她吃过之后，总是说要为自己的丈夫学习做中国菜，每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从妻子逝世之后，我就再也没踏进过那家餐厅。
饭桌上，王民泉和张中梁显得格外客气，时不时的举杯敬酒，我出于礼貌也不断回敬。就这么的一轮接着一轮，大家似乎都有点醉意，但却都清醒着。
十点钟左右，我被带进宾馆，三楼，308室。接着两天，我像度假一样在宾馆附近闲逛溜达，简直就是无业游民，累了，便回到宾馆里休息。静下来时，我整理了关于演讲的资料，并做了笔记，把自己要讲的内容列了个提纲。
夜幕开始降临，路灯亮了起来，街道上车流来回奔跑着。我似乎习惯了一个人散步，走在人行道上，懒洋洋的，心里想着很多琐事，乱七八糟的像啤酒泡沫一样不断的往出冒，我似乎醉了，在过往的记忆里，有粒种子正在萌发。心里轻轻念叨着：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街上转得无聊了，回到宾馆。冲了个凉，躺在床上，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父亲的声音：“喂？”
“爸！是我，海生！”我说。
“海生啊！你回来了？”父亲的声音有些激动。
“没呢，过两天回去，我现在在杭州。”我说。
“带媳妇回来没？”父亲笑着。
“没……哦……她工作忙……”我没想到父亲会问到妻子,为了打断父亲，我说：“爸！我妈在吗？”
“在里屋呢，哄小艺睡觉呢，你等等，我给你叫去！”父亲说。
“爸！不用叫了，过两天我就回去了，你身体还好吧？”我说。
“好！都好着呢，办完事赶紧回来，你妈天天都在念叨。”父亲说。
“嗯！知道了！那你也早点睡吧！”我说。
“好好好，记得，早点回来。”父亲说完沉默了一下，然后把电话挂掉了。
我家住在苏州虎丘，父母是典型的苏州老百姓，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一日三餐，过着安居乐业四平八稳的日子，我的年轻时代就是这渡过的。人长大了，是高兴呢？还是悲哀？有些事情真没法解释，小的时候希望长大，真长大了，却希望自己回到童年，人他妈就是贱，贱到家了。我想：人们一边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一边麻木的被这重担驱使着生活，生活让人困惑，让孩子长成大人，再重复困惑。菁菁你到底在哪？
我坐在讲台上，王民泉、张中梁和杭州传媒大学的校领导坐在我的左边，右边的是媒体界的两位记者，一男一女，还有几位叫不出名字的人，当然就更不知道他们的职务了。头顶两米高处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热烈欢迎张海生先生回国演讲！前面几千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我。再过十几分钟就要演讲了，心里有些激动，这必定是我回国的第一次演讲，我觉得我肩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
校长清了清嗓子，对着话筒致了开幕词。接下来的事就撂给我了，我轻轻的站了起来，觉得自己有点像董存瑞，英雄啊！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很高兴借着飞机的翅膀飞回了祖国大地！很高兴站在这——和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们共同谈论关于中国人之间的话题，很高兴来到杭州传媒大学。首先，我要说，我不是来演讲的，我是来还债的。当我坐到这的时候，我从心底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叫做责任，责任重于泰山。话说回来，其实我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例如，我今天只带了一张嘴来，除了这张嘴我什么也没带，然而，这张嘴要肩负起我灵魂中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我的语言是沉重的。
绕了一大圈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要演讲的内容就是“责任重于泰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自己真没有资格站到这给大家大谈责任，试问自己给谁负过责任呢？没有！我的女儿八岁了，我从来没有好好照顾她；我的父母在中国，我一去日本就是十一年，这些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我都没做到。可是话再说回来，正因为我缺乏责任感，我才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讲一个故事吧。说的是有一个传道的牧师，他仁慈善良，有一颗归属上帝的纯洁的心，他给他的门徒讲道时，经常说：你们要信服上帝，不要辱骂、打架、斗殴;你们要信服上帝，不要赌博、贪财、；你们要信服上帝，不要撒谎、贪杯、好酒。门徒们也非常尊敬这位牧师，对牧师的话言听计从。在众人眼里牧师永远是一个自信乐观的人，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牧师每天夜里都会失声痛哭，然后就是疯狂的喝酒，直到喝醉了才昏昏沉沉睡去。有一天一位门徒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去问牧师，牧师笑着说：你们只需要听我正确的引导，不要学习我坏的毛病，你们有我每天在你们耳边教导着，我却没有，你懂了吗？门徒点点头含着眼泪感激的离去了。这是个故事，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今天，我就像那个牧师一样，在座的每一位都像那些门徒，我也诚挚的对大家说：你们只需要听我正确的引导，不要学习我坏的毛病，你们有老师每天在你们耳边教导着，我却没有。同时你们是幸福的。
承担责任就是一种幸福，尤其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承担责任。小则，一个丈夫要承担起对妻子,对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一个警察要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一位老师要承担起对学生的责任，一个医生要承担起对病人的责任，而我这张嘴现在要承担起对大家耳朵的责任；大则，这些人都要承担起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说到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日本呆了这么多年，多多少少对日本有些了解，最让我感动的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就是一种责任。而我们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不断的推卸责任，以为任何事都跟自己没关系，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耻辱。
在座的都是大人了，一些大的道理可能比我都说得好。我是一个不会讲道理的人，只会写写诗，我认为写诗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生命。如果咱们都能把自己的责任当成生命的话，那么你的行动就会表现出生命的光辉。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承担不起责任！而是我们害怕!害怕给别人承担责任，甚至不愿意对自己负责。你原本可以背一袋米过河，可是你怕自己背不起，怕重！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渡过河水到了对岸，你会面临着被饿死的危险和恐惧，这时候你才会后悔——为什么在渡河的时候，没有背起那一袋原本可以拯救自己生命的大米。你失去了责任，也失去了生命。
有些人平庸的活着，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责任。这样的人！是生活的麻木者！灵魂的卑微者！任何的困难和威胁，都会使他们陷入迷茫，停止不前。大多数人之所以平凡，就是因为没有责任，没有责任就等于麻木不仁！就是没有爱和关心！缺少理想，缺少上进。失去了这些，生命就如同腐朽的皮囊一样！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说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勇于承担责任！
话讲到这，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诸位对我的话是否感到有意或者有趣，我只是觉得这些话憋得时间久了，心里难受，所以才把它说了出来。因此我觉得我没有为大家负责，我只是在为自己负责。今天，这责任我怕是没有承担得起，一段连自己也感动不了文字，怎么能感动别人，既然这样，就让我以真诚的微笑代替责任，结束今天的演讲。谢谢！
在一阵掌声中我安静的坐下，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觉得这么多年亏欠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想说出来也许心里会好受一点。接下来的两天我又做了类似的讲演。每一次讲演结束就像是一个病人服了药剂一样轻松和舒服。
很快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在杭州传媒大学的讲演全部结束。这一天我做东，请了王民泉和张中梁在百顺饭店吃饭，我想，是该说出实话的时候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为了钱才回到中国，才到杭州传媒大学来演讲的。我是为了寻找菁菁才回来的，因为菁菁曾经在这所大学读书。我希望王民泉和张中梁能帮我调出菁菁的档案，让我得到一些有关于她的消息和线索，然后再去找她。王民泉和张中梁很快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一大早，王民泉把菁菁在杭州传媒大学的有关资料交给了我，这份资料是从打印机里打出来的，用钉书机钉的整整齐齐，然后装在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里。当我高兴的看完这些资料时，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困惑和沉思之中，这些资料几乎对我一点用也没有，所有的幻想就这么的破灭了，令我非常失望。王民泉告诉我这些资料都很多年了，用处不大。我点了点头，谢了谢他。于是决定马上离开杭州，我想回到苏州再作其它打算。
希望——就是在黎明来临之前保持着黑暗的姿势，沉默的像一只羔羊。这一次，我失算了，事先的计划被打乱了，失落那是在所难免的事。
再次行走在苏州城内，却发现十一年来梦魂牵绕的故乡却是百般的陌生，寂寞再次像老朋友一样登门造访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就像一个流浪的小丑，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着滑稽的人物，陌生的掌声先是让我高兴，再是让我感到失落和剧烈的疼痛，在经历了无数变迁之后，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疼痛，我麻木的接受着一切，又虚伪的想抓住幸福的翅膀。于是，不断的乔装打扮，像狐狸一样，把自己的尾巴收拢起来，隐藏悲痛，却又在生活的洪流中强颜欢笑，幸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高贵的毒药。
母亲见我回来了，先是高兴，接下来就是哭。看着母亲那白色的头发，辛酸就像一杯烈酒，燃烧着腮帮，一口气闷在胸口，倒吸一口气才知道，眼泪也已经流了眼眶。父亲到是坚强，硬是含着眼泪，笑着，不过心里那滋味，我是能够体会到的。弟弟和他的妻子听说我回来了，特意放下手头的案子赶了回来，所以身上还穿着警服，两人看起来非常般配。弟弟的妻子拉着小艺，让孩子喊我伯伯。我高兴得答应着，一下子抱起孩子：“告诉伯伯，你叫什么名字？”孩子老练的回答“我叫张小艺，今年六岁了，是属龙的，我爸爸叫张海石，我妈妈叫戴成娇，谢谢大家！”我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变的没有任何力气，往事也许只剩下了回忆。
母亲拉我坐下嘘寒问暖，说这个，问那个，像小孩一样，我突然觉得一阵心疼，母亲的确是老了。
“怎么回来也不带上媳妇和孩子？”母亲激动的说。
我笑了笑随口“哦”了一声，：“没带就没带呗。”
“在那边生活习惯不？”：我妈接着问我。
“嗯，还行！”我应着：“妈！你老了？”
“老什么啊？我还年轻得嘞！”：老太太还不服软。
“嗯，是挺年轻的，跟太上老君一样，呦！还是双眼皮呢？”我逗着母亲。
“你这死小子唉，你以为我是老妖怪啊……”
就这样，我和母亲无边际的扯着，能扯多远扯多远，妻子去世的事，我一直没向母亲提起，理由很简单，我不想让母亲知道，不想再让母亲担心。
傍晚，我和父母去逛观前街，这条街是苏州有名的步行街，十几年前我和菁菁的影子常在这条街上晃悠，心想：我们的脚印可点缀了苏州这座历史名城，点缀了着有名的街道，那可是“青春”啊。然而，青春一去不复返，就跟黄鹤飞走了一样。现在的这条街，真的只是一条街而已，也许，它已经丧失自己的生命，在我心里留下最多的，就是感慨。母亲问我，这些年来苏州有那些变化？我笼统的说：“楼高了，路宽了，你的孩子都有孩子了……”我想：过去离我真的远了。
晚上，观前街在彩灯的装饰和店铺的工作下显得格外繁华，行人来往更是一道活动的风景。街两旁的店铺大都是卖衣服和鞋子的，于是，我毫不吝惜的给全家人都买了一身衣服，我妈还真不客气，硬要挑几个名牌出来，真没看出来，这老太太越老还给越出息了，有前途。这一天晚上，我偷偷的做了一个梦，梦见妻子来看我，整个世界到处都弥漫着樱花的香味……
就这样，在家里乖乖的呆了几天，听母亲说了许多有关于这么多年发生的事情。母亲告诉我，这些年来每逢逢年过节，陆明、菲菲和沈静都会陆续到我家来看看。她说陆明现在是大老板了，开了两个夜总会和一个装潢公司，很有钱；菲菲跟她丈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的不是很好；沈静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小姐，现在是个有名的“鸡头”。母亲还说，隔壁的小虎去年跟人打架，被砍了七刀死了，他母亲哭了好几天，最后上吊自杀了；然后又是这个被骗，那个被车撞死，好像尽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我想：曾经这些善良、单纯、爱幻想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变的这么复杂和悲哀，人生的变换真是难以琢磨。
作者题外话：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缘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