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一次惹母亲生气以后，这几天我一直很小心的待在家里，除了和母亲说话，就是陪着父亲去钓鱼，回来便卧在沙发上看电视。生活实在有些无聊，奇怪的是陆明也没有来找我。
闷在房间里，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十几年前的自己。再看看家里的陈设，除了给弟弟添了新房以外，别的没什么太大变化。我站在窗前，点燃一支香烟，突然想起舅舅说的话，然后看了看烟头上的日文，翻译成中文是“富士山”的意思，就好像舅舅说的“南京”一样，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在日本，我经常点着香烟，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色，我总是感觉到妻子会像往常一样推开家门。可是，我始终没能等到，也不会等到。有些事真是说不清楚，明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却还希望有奇迹发生。也许我是一个习惯等待的人，同时，也习惯了幻想。
一个多月飞一般的过去了，日子还是日子，生活还是生活，用不知所措来形容自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盲目、无助，心情自然也沉重起来，此时，苏州的天气正在慢慢转热。
十几年前，我带着悲痛离开中国，飞到日本。十几年后，我又从日本把悲痛带了回来。生活就是这么周而复始的，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想起刚到日本的时候，我整天屁颠屁颠的跟在高叔叔后面，生怕把自己弄丢了，心想：这可是日本，人生地不熟的，连东南西北都模不清，万一日本鬼子发起狠来使上南京大屠杀那劲，就算是十万个我也不够啊。想到这我就死死的跟着高叔叔，这时候我觉得高叔叔特亲，比我爸都亲。现在想起来便有些好笑了。
也总是跟着高叔叔的时候，在他的身上经常会闻到一股刺鼻的酒精味。这种味是沧桑的老男人味，颓废中有带着无限的勇气。虽然我经常陪他喝酒，可是在我身上始终不具备这种味道，我就觉得自己的“功力”无法和高叔叔的相比，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理解和爱，更知道什么是珍惜……
我认识妻子是一种偶然，也正就是这种偶然将我的一生紧紧的捆在她的身上，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虽然也偶尔的有过其他的想法——也试想过找一女人陪我走完后半辈子，可是每当看到可怜的女儿和年老体迈的岳父岳母时，这种原本就不强烈的想法便像蜡烛一样在风中悄然熄灭了。
我亲爱的妻子，她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女人，她常会在梦中悄然归来，像洁白的天使微笑着飞过高傲的十字架，像缓缓的流云轻轻的飘过瓦蓝瓦蓝的天空；我的思念像一只猛虎，像无法控制开闸的潮水。我常会被那美丽的梦惊醒，然后整夜无法合眼，直到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把窗台照亮，我再怀揣思念熟睡在城市的宣泄声中。
日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比起苏州来要冷的多，而且到处都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往往要穿很厚的衣服，很多人都穿上高高的靴子，这种靴子是皮制的，里面有很厚很厚的绒毛，是专门用来保暖御寒的，妻子送我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这样的靴子，后来那双靴子被我穿旧了，本想扔掉的，可是妻子死后，我便把那双靴子重新打上油装在不配套的鞋盒里，然后放在柜子的最下面。每年的冬天我便把它拿出来，穿在脚上试试，怀念怀念旧时的岁月，然后又重新打上鞋油，重新放好。
我第一次见到妻子时就是在冬天，在那个冬天，我唯一一次没有感觉到冷。我清楚的记得她穿一身带帽子的日式大衣（衣服的颜色是白色的，现在这件大衣就挂在家里的衣橱里），把自己裹的紧紧的。她抱着一个牛皮纸包，里面装着好几卷胶卷，她是来高叔叔店里冲胶卷的。凡是能推开门进来的人，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拍照，其次就是冲洗照片。妻子显然属于第二种人，因为在高叔叔的影楼里拍照的大都是一男一女的婚纱照。（后来，我和妻子的结婚照也是高叔叔帮我们拍的。）一个人来到影楼拍照是很少见的，除了一些拍一寸或两寸工作照的人之外，基本上不会再有人独自进入影楼了，偶尔也会有些比较自恋的妙龄少女拍拍*，摆出很多卡哇伊姿势。
由于室内空调开的很高，妻子进来之后习惯性的把带帽子的大衣月兑下来搭在胳膊上，一件粉红色的羊毛衫露在外面，脖子上还缠着一条洁白的围巾。当她完成她的动作，把埋藏在冬天的面孔以春天的方式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菁菁！”：我激动的叫出声来，陌生的妻子被身边这陌生男人的举动吓了一跳，就连高叔叔也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一刻我完全忘记自己还在日本，脑海中菁菁微笑、神态、动作不断的闪现，整个人像树一样静默的站立，唯有思想的狂潮在记忆的海上不断动荡。我没有任何理性对自己的举动做出真实的判断，我只觉得在那一刻，我好像完全疯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掠夺了身体上所有的其他的感觉，只剩下心头的热血在那儿搏斗。
也就是从这开始，我认识了妻子，认识了一个日本女人，确切的说应该是中日混血。她叫惠子，我也习惯叫她惠子，“惠子”是一种亲切，是爱。也许，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虽然，两国有着历史性的矛盾，但是，爱不分国界，她（他）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那怕她（他）是你的仇敌，就像莎士比亚的《Romeoandjulite》一样，你也会甘愿为他（她）去死。
后来，我把和菁菁的故事讲给了妻子，并且让她看了菁菁的照片。她的眼神里除了不可思议以外，更多的是对我的关心。慢慢的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家庭，告诉我其实她的母亲也是一个中国人，并且说她的母亲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后来失散了；她的父亲是国会会员，现在是《东经周刊》的社长，还有她将要做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主持人了……
就这样我们慢慢的走近，爱情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进展。是迷惑的感情归宿，“菁菁”这个名字逐渐被“惠子”偷去。
高叔叔见到我们，总是羡慕又干着急的说自己来日本都十多年了，硬是没人瞧得上，我还不到一年，白捡一大美女。我总是调侃的说：“这叫命！别急！馒头会有的，包子也会有的，日本美女是大大地有的！”
再后来的日子，高叔叔便不让我再陪他喝酒了，他说：“男人酒喝多了不好，会变成酒鬼的，尤其是有了女人的男人。”其实我明白高叔叔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和他一样，他让我好好珍惜现在已有的东西，包括爱情。高叔叔是一个寂寞的人，他不再喜欢让我陪着他一起寂寞，只有寂寞陪着他，和他一起寂寞。后来他喝酒再也没有哭过，我知道他是害怕被我看到，一种男人的尊严被酒无形的遮掩了起来。
那一年的冬天悄悄过去了，在日本的第二年，我和惠子的关系像春天一样有了很大的升温，我以一个中国小伙子的身份走进了一个日本家庭。也就是那一年，我失去了高叔叔，失去了当时在日本唯一的亲人。
我和妻子结婚之后，我很少再去影楼陪高叔叔，当然，有时候也会给他送几瓶烧酒，知道他好这口，更多的是打电话问候。我知道在我离开那段的日子，高叔叔一个人频频喝酒，并且有了很大的哭声。刚习惯了和我在一起调侃的高叔叔，重新回到了原始的寂寞。由于酒精中毒抢救无效——死亡。
在那个岁月里我很是自责，我总是觉得自己太过于自私，是我的自私害死了高叔叔，如果当初我多去陪陪他，也许他就不会喝那么多酒了，也许他就不会死，更可恶的是我还送给他酒喝。
后来，我把他的影楼盘了出去，把得来的钱一分不少的汇给他离婚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我知道高叔叔一直深爱着他们，我想：高叔叔在天有灵，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去做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高叔叔的影楼，有的时候开车经过，却是忍不住的扭头望上一眼。
高叔叔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对人生有了另一种看法，写作生涯也从此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