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过去了，丁添倡导建设的两个示范园由于有了市政府的支持，很快就建成运营起来。
以前百无聊赖的乡镇干部不再碌碌无为，浑天度日，一下子仿佛充满了活力，技术人员有了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不懂技术的人员也经常到示范园学习。
丘陵地区的果树成活率很高，长势很好，大棚蔬菜上市早，价钱高，已经有了效益。
各村纷纷组织群众到示范园学习，更可喜的是很多农民自愿前来学习。
倒是，招商引资工作不死不活地维持着，没有什么实质进展。
对此，丁添看在眼中，喜在心头。
他更加坚定了发展特色农业的观念，也为招商引资工作幸灾乐祸。
在丁添自己看来，自己是有点幸灾乐祸，但不完全是，他觉得招商引资“劳民伤财”，招不来，反而是好事。
丁添为文芳在镇上租了几十亩地，自己也出了部分资金，建了个蔬菜基地，有示范园照应着，文芳也不用操心，成了甩手掌柜，她再也不用看所谓“臭男人”的脸色了。
丁添沉浸在幸福之中，他享受着男欢女爱，享受着工作成就带来的*。
麦收后，一年一度的农业税征收工作开始了。
“种地纳粮，天经地义”，是朴实的老百姓的口头禅，封建社会叫“纳皇粮”，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为“三提五统”，再后来改为“农业税”，征收标准逐渐降低，法律地位得到明确，很多老百姓也分不清到底交的是什么，一直以来称为“交公粮”。
农业税交了没几年就取消了，老百姓种地再也不交公粮了，而且国家还给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等，乡镇政府从征收农业税的苦恼中摆月兑了出来。
丁添任镇长的时候，正是国家开始征收农业税的时候。
丁添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交公粮的情形，老百姓都很踊跃，交公粮的时候排队能排几里路，可进入21世纪，农民交粮的积极性锐减，没有办法，乡镇政府就强制征收，经常和群众发生冲突，为此，丁添感到很头疼。
照例，黄庄镇召开了夏粮征收工作会议，所有乡镇干部、村干部参加了会议。
丁添宣读了政府意见，要求各村代为征收，一周内完成任务的，按全村人口每人一元奖励村干部，两周完成任务的不奖不罚，两周后完不成任务的，扣发村干部工资。
李庆新做了思想动员，鼓励大家认真负责，积极主动，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会后，有的村干部兴高采烈，有的垂头丧气，村里的情况不同，工作的难易自然也不同。
集体经济好的村，很快就将农业税垫付了，以后慢慢收，很多村没有集体收入，只好组织村干部收。
各村的广播响了起来，反复讲着纳税是法律义务，不交税就是违法，让群众主动到村里交税。
丁添即使在镇上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镇里派了一辆宣传车，在各村来回宣传。
一周过去了，不出所料，全镇只有五个村完成任务，还有三十多个村没有完成。
镇上派包村干部驻村开展工作，一天一调度，副科级领导包管区，按照丁添要求，要进村入户，到群众家里“靠”、“飙”，不能空等。
效果还算明显，很多村基本完成了任务，只是留有尾巴。
丁添想，凡事必须有头有尾，为了今后的工作，征收农业税的工作必须做到底，不能让听话的群众吃亏，更不能让不听话的群众沾光。
丁添组织召开了未完成村的工作会议，主要是弄清原因，采取有效措施。
有的村说，有的群众确实有困难；有的村说，上任村干部欠群众家的钱，所以不交；还有的村说，村里有捣蛋分子，故意指使群众不交，专门和现任村干部作对。
见村干部只强调客观原因，丁添很生气，他说道：“税收是有法律规定的，不管什么原因，不能以此和政府讨价还价，有问题，也必须交完农业税之后再说。”
许多村干部有畏难发愁情绪，窃窃私语，丁添发了狠，说道：“不换思想就换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很好找，谁干不了谁就辞职。”
当然，这是丁添从上级领导那里借用的语言。
村干部见镇长动了真格的，都安静了下来。
丁添说：“各村要拉出底子，弄清原因，镇里会组织统一清理。”
第二天，镇里成立了清理农业税工作小组，将全镇干部分为两个小组，挨家挨户清欠。
丁添做了动员讲话：“同志们，成立这个小组，目的就是清欠，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出了事镇上负责，至于工作，先做说服工作，实在不听的，要采取强制措施，不交钱的，就去家里拉粮食，遇到阻碍，该抓人的抓人。”
按照丁添的指示，工作小组如同吃了兴奋剂，不管三七二十一，进村就拉粮食，有的村民抵抗，就故意激怒他，让他失言，先打不赊，有的群众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主动交上了农业税。
当然，也有不听话的。
一天，负责一个小组的李涛给丁添打来了电话，“丁镇长，不好了，在高村拉粮食的时候，遇到了抵抗，工作人员被群众围了起来，有一个老头躺在了我们的车前，死活不让走，说是村里欠他家的钱，不解决，谁也不能走。”
“反了天了，”丁添骂道，“不要慌，我派派出所的人过去，谁不听话就逮谁。”
丁添给派出所长方庆同打了电话，让他速去处理。
“这不好吧，群众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总不能去逮人吧，”方庆同说。
“不行，谁阻碍征收谁就是阻碍公务，必须处理，”丁添说道，“要把思想统一到全镇的高度认识，决不能姑息迁就。”
没有办法，方庆同组织全体干警奔赴现场，很快疏散了人群，工作组全身而退。
对于镇里的做法，许多群众敢怒不敢言，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交上了农业税，至于问题，他们也知道，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有一些群众实在看不惯，向天水市政府反映了黄庄镇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镇都是这样做的，当然，群众的反映也就成了过眼云烟。
丁添知道，其实乡镇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农业税本该地税局征收，只是委托镇政府代为征收，就算地税局也没有强制执行权，何况镇政府，只是在当时情况下，政府权力被无限放大，许多通过法律程序、渠道不好解决的问题，都是由政府强制代为执行，便利又高效，在某种程度下，群众只知道政府就是权力的象征，只知默默承受，谁又知道政府的很多行为是不合法的，况且，知道是不合法的又能怎么样。
后来，每当丁添想到征收农业税的时候也还后怕，当时真够大胆的，万一出点什么事，是他一个小小的镇长承受不起的。